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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來源:yale
     

 

 

[耶魯開放式課程] John Merriman 教授指導之1871年後的法國

France Since 1871 with Professor John Merriman

 

第1節 介紹

第2節 巴黎公社及其遺留

第3節 中央集權制國家和共和國

第4節 一個國家?農民,語言和法國身份

第5節  宗教權威的衰退

第6節  工作坊和工廠

第7節  大眾政治和政治方面來自左翼的挑戰

第8節  炸藥俱樂部:無政府主義者

第9節  秘書長布朗熱和德雷福斯上尉

第10節 咖啡館和飲酒文化

第11節 巴黎和美好時代

第12節 法國帝國主義(由查理斯‧基斯客座演講)

第13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第14節 塹壕戰

第15節 大後方

第16節 大戰、悲痛和記憶(由布魯諾‧卡班客座演講)

第17節 人民陣線

第18節 黑暗年代:法國維希

第19節 抵抗

第20節 支持與反對美國化的鬥爭

第21節 越南和阿爾及利亞

第22節 戴高樂

第23節 1968年5月

第24節 移民

 

講者:John Merriman

 

翻譯:YYeTs人人影視

編輯:劉契良  洪曉慧

簡繁轉換:劉契良  洪曉慧

後制:劉契良  洪曉慧

字幕影片後制:謝旻均

 

  

關於這門課程

本課程涵蓋了現代法國的出現。主題包括社會,經濟和法國的政治變革,法國的革命文物的影響,工業化,以及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混亂;以及左翼政治回應,右翼改變法國社會。檢視課程表 >>

 

課程結構:

本耶魯大學課程每週在學校上兩次課,每次50分鐘,2007年秋季拍攝作為耶魯大學開放課程之一。

 

關於約翰‧梅里曼教授

教授約翰梅裡曼是耶魯大學Charles Seymour 歷史學教授。他的專業是法國和現代的歐洲歷史,並且獲得密希根大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刊物包括有共和國的痛苦:革命的法國,1848年-1851年、從文藝復興及員警故事到現代歐洲的歷史:法國政府的組成 1815年-1851年。2000 年,約翰梅裡曼教授獲得了耶魯大學 Byrnes Sewall 教學獎。

 

第1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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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梅里曼教授在教學大綱上列出書單,並對每本提供了簡短的摘要。本課的三個主要議題將是國家身份、語言身份及兩次世界大戰的諸多後果。雖然課程會審查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如希特勒和戴高樂,但也將檢視普通老百姓的個別歷史。

閱讀作業:

 無。

 

第1節-介紹

 

2007年9月5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本節課是1871年後的法國歷史,我叫梅里曼。我們每週一和週三在這個教室上課,教室條件很不錯。在著名的第三小時,目前我們安排了四個助教,雖然我覺得用不了四個,不過我們目前還是有余大有[音譯]、邁克爾‧韋里曼、安德烈‧伊凡諾夫,還有布萊恩‧萊利。這門課並不需要法語和法國方面的知識。

 
你們有的人上過我的介紹課,大部份沒上過,你們有幾個聽過這門課的前一半,大部份沒有。你們好多人明天估計就不來了,選課期間就是這樣,然後第三天我們就能看出還剩多少人。我們倒是為那些有需求的人準備了法語授課的課程,有一章節課是法語講的,這是法語系的克里斯‧米勒和我在九十年代末想出來的主意。我的老哥們迪克‧布羅德海德給我們贊助這個。
 
就是說你要是想用法語授課,你的法語得有130分左右的水平。課堂討論是用法語還有一些書,我馬上要說到那些書,你可以看法語版的,其他人可以看英語版的,其實也不是那麼嚴格要求的。我給你們講,以前有個學生法語特好,我就問他你法語怎麼這麼好啊,然後這哥們看著我說,「我們家保姆是第戎的」,還有一次也有個人法語特好,我就問你法語怎麼這麼好,「放寒假的時候,我媽總帶我去霞慕尼滑雪」,還有的說我家就在艾菲爾鐵塔旁邊,我跟法國人接觸的多,所以不是那樣的,我保證,絕對不是你在寫作裡有錯也不會扣分的,如果你用法語寫的話,而且這麼著可帶勁了。
 
真的年復一年,我們一直這樣有一年,還真有大概四十二個學生選了這課,那課堂大多了,當時我們覺得那些學生是不是覺得選課能有獎勵還是什麼的,總之人特別多,最後來了大概三十二個,少的時候來了八個,不過只要有五個這課就開,不過這門課真挺有意思的,而且你能在這認識一些人。如果你比那些上過這門課的大一新生強的話,真挺帶勁的,真的不錯。布萊恩‧萊利負責法語課程,他就是法語系的,所以你要是有興趣的話,我鼓勵你上那個,你不會後悔的,從來沒有誰後悔選這課,而且很有意思。
 
其他部份是用英語授課,一般這門課我們都會提供一些晚間課程,因為大家都挺忙的,所以我們肯定會在週三晚七點有一次課,週三晚八點有一次,週四1:30和2:30肯定有。法語授課有可能安排在,剛才說幾點來著?說是週三1:30,是不是?或者差不多這個時間都確定了?很有意思,現在說說上這門課要幹什麼。上課的時候要有幽默感,我希望你們有來上課,然後讀文章、看電影,我一會就講這些,然後進行不同的章節,希望你們能充分參與其中那些課程,在這門課裡還是比較有趣的。
 
現在我估計你們都特別想知道關於那些期中期末之類的破事,我不想考期中,因為我覺得就是浪費時間,不過我們必須得有點什麼能讓你知道你這門課學得怎麼樣了,你要是期中考砸了,就給你在總評裡降低期中比例,期末是在課程的最後一天,我會給你們期末的考試題,給你六個問題,等考試那天讓你回答三個問題。我們挑要是讓你們挑,就真沒什麼技術考量了。
 
而且你也可以選擇口試,假設你不想聖誕節一大早上來這考期末,因為考試一般都得到23號了,你就可以把這些天都空出來去百慕達,或者回家,或者愛幹啥幹啥,只要去口試,我們過去就違規在教學週做口試,不過被逮了。你不能那時候考,所以他們也總盯著我,不過現在是,在考試週的頭兩天你可以去申請,其實並不是那種審問式的,就是很隨和的聊一聊這門課的要點,大部份人,尤其是這門課的都參加這個,不過並不一定能佔到便宜。
 
這不是那種課,就是你要是真的努力學這門課的話,就不會是那種五分制,你只得一分,掛了,然後只能去口試,以免還得答題三個半小時,手寫到抽筋。最無奈的是期末考試,那地方太恐怖了,奧斯本樓,在那你還得傾斜著坐,好像在飛機裡似的,還得這麼坐三個半小時,寫得腦子冒泡。其實你只需要跟一個助教侃侃而談25分鐘,然後就可以閃人了,所以,大部份人都是這麼幹的。其實有三分之二的人這麼幹。關於這個我有點好段子,不過現在還不能說,尤其現在有人給咱錄著呢。不過大部份人成績都不錯。
 
我跟你們說說閱讀方面的吧!那些書在耶魯書店都有,巴爾內斯&諾貝爾-這是書目,教材是個不錯的教材,在歷史文化方面真的不錯,是一個叫「碎屑」索維溫,就是查爾斯‧索維溫,我哥們,住在墨爾本澳大利亞,是本好書。其他的書,從他們本身角度來講算是一種你們會喜歡的經典。
 
現在,你們只要上過任何的法語課都應該讀過《萌芽》,如果你沒讀過《萌芽》,你現在有機會讀了。左拉是第一個偉大的自然主義作家,他曾經北上到了昂贊,去了昂贊的礦井,在法國北部這裡,他下到井裡觀察人們工作,他觀察那些15歲的小姑娘怎麼工作,凱瑟琳在礦井裡成長的很快,germinal這個詞的意思是發芽,是法國革命時期日曆中的一個月,也意味著希望,是關於人們動員那些勇敢的小伙子們所發生的事。那些礦井裡的工人,你要是從來沒讀過,這真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小說。
 
《她的人生》是大概五六年前一本讓我著迷的書。艾米莉‧卡爾斯出身於貧寒的上阿爾卑斯省,在上阿爾卑斯省加普附近,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她做了一名教師,對於村裡窮人來說是一種普遍提升社會地位的辦法,她的出生地就在義大利邊境附近,但是真的很貧寒。她嫁給了一個阿爾代什省的無政府主義者,正好我們當時住在那,或者說至少是合法居留,然後在這邊待了很長時間,然後她從一個學校換到另一個學校,等她老了的時候,她發起一個反對在她家那片義大利邊境上的法國領土上開發旅遊業的遊行,到最後還有其他別的,她開著拖拉機領導了這次遊行。
 
真的很了不起。她最後和伯納德‧皮沃特一起上了一個法國著名的電視節目,叫「省略號」,他說她是上這個節目的最有趣的人之一,她最後死於1977年,她出版的回憶錄叫做《野草藥湯》,當然這個名字是要被翻譯成英文的,然後他們就把名字改成英文翻譯,改成什麼來著,《她的一生》,是關於做一個小姑娘和女人的,真的很不錯。我實在太著迷,於是就開車去了那,這樣我就能去看她教過的每所學校,而且我們真發現一個人,我們知道他肯定不喜歡她,因為他當時正在打掃教堂,他在教堂工作,而她是反教會的。我們碰見一個認識她的人,然後學校也是以她命名,不過那本書真的很好,就是特別精彩,我家人有點受不了了,然後說:「咱還得,到底還得去多少個這種她教書的地方?」不管怎麼說,我們把大部份都看了。
 
還有,亨利‧巴比塞是個共產黨人,加入了共產黨,在一戰時是個作家,同時也參軍了,他寫了一本好書叫《遇襲》,我的同事好友傑‧溫特剛給寫了個新的序,內容關於對戰壕的恐怖,那真的是--真的特別棒,也是本好書。還有馬克‧布洛克,我曾經有幸在史特拉斯堡大學演講時坐在馬克‧布洛克的辦公室裡,他教給我們這些人怎麼搞歷史。
 
我們都是讀著馬克的書長大的,不過我確定他比我大多了。他創造一種搞歷史的方法,叫年鑒學派,他的第一本書叫《療傷國王》,因為在英國和法國中世紀國王加冕的時候有一種說法,就是國王的碰觸能治癒疾病,一種不斷惡化的病,現在一般沒人得淋巴結結核了,國王只要碰一下就能給治好,然後這就成了一種王室流行文化了。在1825年他們試了一回,結果很糟,不過這是他的處女作。
 
在他五十五的時候開始打仗了,然後他寫了一本書叫《詭異之敗》,解釋為什麼1940年法國這麼快就敗了,然後他去了--他是猶太人,他在史特拉斯堡被解聘了,被維希政府,就是二戰時候的法奸政府。因為他是猶太人,然後他去了蒙比利埃大學,他們也發現他是猶太人,所以他又走了,然後他回自己在利穆贊的農場裡,在科雷茲省,我曾經在一個叫吉拉的破地方工作過,就在那附近。他坐下來就想,我得幹點什麼,他當時還沒到混吃等死的地步,我個人覺得,於是他去了里昂,當時是抵抗組織的一個首都,因為里昂多的是那種過道,這是一個原因--就是小胡同,能讓絲綢、生絲保持乾燥,但他被人設計了,被一個法國人--馬上再說這個,他本來要和一個人在橋上見面,橋橫跨在索恩河上,里昂在隆河和索恩河的交匯處。
 
你在這能學到很多關於法國的東西,但是我們不會考你類似於「哪兩條河在里昂交匯」之類的問題,總之就是,他被人陷害,並在這被殘忍的折磨致死,所以馬克‧布洛克教給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怎麼研究歷史,不過他還通過寫這本書,教我們怎麼反思過去,一會再展開來說這個。怎麼反思1940年到1945年法國發生的事?下學期我會做一個關於這個的研討會。
 
還有什麼?我落了一個,我忘了說這個了,沒有,在這呢,莎拉‧法瑪爾在這翻新之前,也曾經坐在這間教室裡寫了一本好書叫《殉難村》,在法國由加里瑪出版,是關於一個我非常熟悉的村子,因為我以前住在里摩日。在1944年6月10號,黨衛軍,德國軍隊去了那裡,把所有人屠殺了,他們把男人槍斃,把婦女和兒童關在教堂裡,然後都殺掉了。但關鍵是,為什麼就這個村子成了法國殉難的象徵,為什麼?因為它本是一片凈土,他們不是抵抗者也不是法奸--只是因為存在,所以殉難了。
 
所以她寫了這本書,但更重要的是那些進行屠殺的人,在黨衛軍裡有很多阿爾薩斯人,阿爾薩斯人是法國人,雖然他們很多人說德國方言,所以戰後他們說,我們是「不情願的」,我們被審判是因為--我們加入德軍是被強迫的,因為阿爾薩斯緊挨著希特勒的帝國,當他們被無罪釋放的時候,那個軍隊裡只有兩個人被判刑,他們是自願加入的,不過其他人那些「不情願的」,「不情願的人」被赦免了,因為他們被赦免了,在里摩日有人暴動,在科爾馬和史特拉斯堡都有人暴動,在阿爾薩斯他們都遭到譴責,所以說身份,國家身份在當時很複雜,然後我們談起這場戰爭,這是一個很有話題的事。
 
他們對這個村子所做的可以說是毛骨悚然,他們保存了1944年六月十號那天的原樣,他們保留了所有被炸毀或者被焚燒的房子,然後在人們被槍斃的地方塗上十字。以前還有一個毛骨悚然的博物館,裡面有一把出鞘的刀,顯示他們曾經自衛過。現在他們造了一個回憶中心,算是一個供人回憶的地方,有點假,不過還行。我一個議員朋友是那個地方的主席,他們就是保留了當時的原貌,在旁邊建新的村子,在1952年有人,大概你們這麼大的孩子,開始在那開派對,然後有人拿出槍來說,在Oradour-sur-Glane不能開派對。
 
所以想像在這種地方長大,那種歷史真是不光寫在那些你認識的死者上,因為你認識的基本上都死了。有一個女人逃出來了,她從聖壇後面的一個彩色玻璃窗逃出來,不管怎麼說,這書很棒,我還能說什麼?我肯定有偏見,不過這本書真的很不錯,讀著特帶勁。現在,關於電影呢?肯定要有《光榮之路》,你要是從來沒看過,這是一部寇克‧道格拉斯的電影,好電影,是關於西線戰士反叛的故事,非常好,我們總說歡迎來101教室,晚上八點有電影,不過其實沒人來,他們都喜歡自己在屋裡看,或者你也可以去...這個再說。不過真的是很好的電影。
 
然後還有《Au Revoir, Les Enfants》,意思是再見了孩子們,有誰看過路易斯‧馬勒的《再見了孩子們》?人不少啊!是部好電影,是真實的故事改編,關於楓丹白露,在巴黎東南一個豪華的地方,關於他童年的。他在初中的時候,college是初中,你會學到關於法國學校的事,我孩子在法國學校念了好多年,所以我知道。他有一天班裡來了個新同學,當時是維希政府時期,1943年,也可能44年,他是新來的,也沒什麼特別之處,只是不是當地人,明顯他是從巴黎來的,而且是猶太人,這是關於,其實當時維希政府下的天主教會並不光彩,法國當局和好多牧師也是,不過有好多牧師也很英勇,至於這個牧師是確有其人,叫皮埃爾‧尚約翰神父,想把這個孩子藏在學校,不至於被逮捕然後送到集中營去,不過他被一個民兵告發了,當時叫保安隊,也算是維希政府軍事上的狗腿子,當然,結局並不愉快。
 
最後一部電影,你們大部份人都沒看過,叫《La Haine》,你們可以翻譯成恨或者痛恨,我對兩年前在法國郊區的事很感興趣,其實我當時就給一個百科全書寫了一篇文章,因為我以前研究過,為什麼法國和歐洲的郊區與美國郊區有這麼大的差別。美國郊區,你們大部份都是從那來的,希爾斯伯勒,加州達連,康乃狄克州,格羅斯波恩特,密西根州,像這種地方,歐洲的郊區可不是這樣。郊區是那些在城裡不受歡迎的人住的,對郊區的恐懼是由於市區的繁榮,由來已久,在法國歷史中是很重要的一幕,尤其在巴黎,我還會深入講的。
 
至於《恨》是個小成本電影,很成功,這部電影看著很費勁,很費勁,語言難懂,當然會有字幕,是1996或者97年拍的,但是很棒,所以是什麼樣的,我現在還不想都說出來,我們這種課都有什麼樣的主題?我還有什麼沒說?我自己,我叫梅里曼,我說過了,我還是我自己,有的時候我覺得一天下來,就像昨天,我覺得我有點,那種不是自己的感覺,不過不管怎樣,我辦公時間是,我辦公時間是什麼來著?週一,一點到三點,在布蘭福德學院,很久以前我還是碩士的時候,K13,布蘭福德學院。電子郵件,我和其他人一樣,我會收你們的郵件,早晨3:10緊急郵件,我會在4:45回覆。
 
所以就是這樣。什麼主題?這方面我說一我就說說其中的三到四個,這樣你就能明白你要學什麼,過程會很有趣,你會學到很多關於法國的事,我會告訴你的。有一個我感興趣的主題是,我先給你講講上課的事,我不會按照年代順序講,「在1882年,然後,緊接著1883年」,我不這麼弄,我講我願意講的,希望這些能讓你明白這裡面都有什麼大事件,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來聽課,為什麼讀書。
 
不過有一個我感興趣的就是國家身份,其實是因為我和我的家庭對自己身份的看法比較複雜,不過如果你,你們有的人可能以前聽我說過,那先擔待著,在1789年有多少人說法語?在法國,你可能猜百分之八十或者九十或者隨便多少,其實是大概百分之五十,有的人說兩種語言,那麼他們都說什麼?從哪開始都行,布列塔尼語,這個語言和法語沒有任何關係,我準備講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布列塔尼牧師,說法語的布列塔尼牧師,不過這以後再講了。
 
就是說,在這說布列塔尼語,現在南特已經不算是布列塔尼的了,不過那裡也說布列塔尼語,基本上是一種蓋爾語,然後你要是北上,你覺得那該說法語了吧!在諾曼地一些地方是,但是還有好多種方言。在1844年,有個瘋子用刀將她母親和兩個妹妹割喉殺死,然後警察開始追捕他,他是諾曼地人,他住在諾曼地的嘎納附近,他們發現他在海灘上吃那些貝類充饑,然後得找個翻譯,他在被送上斷頭臺之前述說了他的一生。這本書,米榭‧福傅柯,著名哲學家,搞到了一本,然後寫了個前言,法語是,「Moi, Pierre Rivière, ayant égorgé ma mère and mes deux soeurs」,我,皮埃爾‧利維埃爾,割開了我母親和兩個妹妹的喉嚨,我就按照原樣講,他也是這樣講的。關鍵是,在1840年代還得給他找個翻譯。
 
在1856年,貝爾納黛特認為自己看見了聖母瑪利亞,他們必須找人給她翻譯,因為她說一種受西語影響的山地土語,但如果再往北,這裡有很多人說佛蘭芒語,現在很少了,這些你不用知道,就是挺有意思的,我挺喜歡的。在洛林這裡說一種德語方言,很像現在在弗里堡講的,在阿爾薩斯,基本上每個人,你以後就知道,說一種德語方言,但也不是說你要問別人,「你是法國人嗎?」然後他們用德語回答,「我是法國人」,不一定--語言不一定能代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個哲人說過,我忘了是誰,但我特喜歡這句,說語言就是有強大軍隊撐腰的方言。
 
看看西班牙,為什麼直到弗朗哥在1975年死之前,一直都禁止出版物用加泰隆尼亞語,要緊握住聖女德蘭的左肘還是什麼?因為卡斯蒂利亞,講西班牙語的卡斯蒂利亞在經濟上佔主導,征服了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亞,所以在這段時間所有都要變,或者,你再南下,到了薩瓦,也叫薩弗衣、上薩瓦、薩瓦,在1860年他們主要說皮埃蒙特語,說一種義大利語,你要是去普羅旺斯,普羅旺斯方言是書面語,你覺得你要是看了一部特別好的電影,像《戀戀山城》,裡面有傑哈德‧帕狄厄,基本上迪士尼的每部電影裡都有他,迪士尼樂園,他就在那裡,還有丹尼爾‧奧圖,他很棒,他要放一個那種牙醫給你做X光時放嘴裡的東西,特別彆扭,這樣才能說好普羅旺斯方言,而且不光是那種「俺」的口音,而是將「最後」(Enfin)講成「quatre-vain」或「enfain」,完全是另一種語言。
 
然後沿著這走,到了加泰隆尼亞,法國加泰羅尼亞,說一樣的-我們在那還認識一些老太太會說加泰隆尼亞語,一直到瓦倫西亞都說這個,至少在海岸邊上都說,到這裡你就到了巴斯克地區--除了那些方言,你去巴斯克地區,巴斯克語是唯一和芬蘭語還有馬扎爾匈牙利語有點關係的,然後這裡有-這裡有各種方言,有利穆贊方言,有各種語言,所以對這些感興趣的唯一目的就是,什麼時候大家開始覺得自己是法國人了?相對於某個家族、某個村子、某個地區,他們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是法國人了?這曾在文學界引起長時間熱烈的討論。
 
現在還有人住在-有個女人住在我們村子旁邊,她曾經住我們村,她是在鄰村出生的,她在我們村住了有40年,因為她嫁到我們村來了,不過她是鄰村人,扔二十次橄欖球就到了,也可能遠點。有個人開玩笑問她,「你在我們村住這麼多年覺得怎麼樣?」然後她說,「有時候我想家」,就是有一種感覺,她從來也不是本村人,她是外地來的。但是,在1750年到,最晚1990年之間的某段時間,基本上所有在法國的人都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在這裡面學校扮演了主要角色,所以這些說著方言、或者普羅旺斯語、或者加斯科涅語的孩子們,我把加斯科涅語忘了,在波爾多附近他們操著勉強能接受的法語,唱著馬賽曲上前線,等待被屠殺。
 
有人問,什麼時候農民變成法國人了?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從這裡能看出很多有關地區身份和國家身份的東西,學校在其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因為聖母瑪利亞被瑪利安娜一把推下神壇,她是共和國的形象,這些都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但這是個很長的過程,所以我們會談談那個,但不會太多。
 
我估計我想討論的其他兩個主題不會摳的太細。是戰爭,很明顯,一戰釋放了二十世紀的惡魔,沒人能料到那些帝國會分崩離析,反猶主義在那之前就有了,在德國和法國,比如德福雷斯事件,各種地方,但是一戰把希特勒從一個痛恨社會民主黨,痛恨社會黨人,變成一個瘋狂的猶太殺手。一戰對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法國和其他所有地方,每個人都有認識的人在戰爭中死去,這是20世紀人們所具有的共同經歷。戰爭的暴力持續到1920年代和30年代。
 
你可以看出來這段時間一直到1945年,和十七世紀相比之下是一個更可怕的「三十年戰爭」。法國有35000,36000個市鎮,這是個行政上的單位。巴黎是個市鎮,但一個12人的村子也是個市鎮—有36000個。在一戰中只有十二個沒有死人。1920年代的法國是一個充斥著黑衣寡婦、殘疾人,或者因毒氣而快把肺咳出來患者的國度,要是夠幸運能活下來,就給福利系統帶來巨大壓力,明顯把他們照顧好很重要,特別是在一個出生率在19世紀停滯的國家裡,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狀況,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都死了。
 
你可以隨便去哪個村或鎮,尤其是中央高地的南部,這裡你可以發現那種特別特別小的鎮,74個,我喜歡數數,我總是在數,快把我逼瘋了,每次我去一個教堂裡我都會數當地記錄的陣亡人數,太不可思議了,我們根本沒法想像那是什麼樣。在英國,一戰老兵只剩下三個了,就三個,他們得有大概110歲,但是很難理解這有什麼影響,對政治氣氛有什麼毒害。
 
我們會談到索姆河戰役S-o-m-m-e,在索姆河戰役開戰的頭一天,1916年七月一號,20000英軍士兵陣亡,開戰頭三天,光算英軍陣亡和重傷的英軍士兵,要比美軍在一戰、韓戰和越戰陣亡總數還要多,就三天,類似的恐怖死傷還包括俄國、英國和奧匈帝國,英國少年的青春都花到哪去了?曾經有這麼個說法,他們都被掛在那些鐵絲網上,他們都死了,他們的平均壽命不是很好,因為一些愚蠢的軍事決策,因為這場戰爭最後成了一場沒有任何人,除了那些在滿洲參加過日俄戰爭的人以外,沒有人能想像得出來的。
 
最好的,那些在任何主題中--歷史範疇內最好的書總是關於一戰的,現代英國人對大戰的記憶--齊格菲‧沙宣的記憶,關於齊格菲‧沙宣和維爾福雷德‧歐文的母親在停戰日那天接到他的陣亡通知書的故事,還有一類好的文學作品能和一戰類一拼高下,爭奪最豐富文獻獎,應該就是西班牙內戰,有奧威爾,博克南和布倫南,不過咱們還是要談很多關於一戰的事件怎麼開始的、有什麼意義、影響是什麼。在法國北部,在蘭斯周圍隨處可見軍人墓地,在達姆古道這邊任何地方,每天這些戰場裡-其實,在索姆河戰役中,在整個前線上,每一米都有一人傷亡,就在那一場戰鬥中,真的不可思議,還要繼續呢,一直這樣,我們會談談這些事的影響,有一些顯著影響,但是對於社會大眾和政治呢?
 
20年代和30年代的領導人呢?他們死了,都死了,18歲戰死,19歲戰死,我去過英國軍事博物館,有一天去帝國軍事博物館,我去過四五次了,我又去了,那有一個東西,你可以搜索陣亡人,所以我想有沒有和我同名的人陣亡,還真有,我叔叔名字特別怪,我爺爺名字也特別怪,還有跟他同名的人陣亡,都死了。的確是,倒不是所有人,但是在法國有一百五十萬人陣亡,這在人口比例中佔很大一部份,就好像一個大鯊魚正對著人口樹的基底咬了一大口。
 
然後希特勒這類角色,這門課不是講希特勒,我從另一門課上找到的,為什麼這人沒有朋友?就是個討厭鬼,就是個討厭鬼,真是個討厭鬼,只有一個人願意聽他唸叨他那些建築和繪畫的故事,還有他深愛的華格納,你根本就無法想像人們會在收音機上聽他講話聽好幾個小時,因為他講話就講那麼長時間,或者在1944年史陶芬博格想要刺殺他的時候,德國人會衝到大街上,感謝上帝拯救他們的元首,他為什麼能成為一個接受納粹禮的人?他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員,他就是那些小伙子,他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員,他負傷三次,他是個傳令兵,往戰壕裡送信,替那些在蘭斯喝香檳的將軍送信直到前線。他負傷三次,他就是那些人,他有那些人的印記。
 
暴力依然繼續,你要解釋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你要找到那些製造這些麻煩的人,那就是猶太人、是社會黨人、是共產黨人、是同性戀,我們要把他們都殺了,他就是這麼幹的,從法國這邊來看,他們在戰後的現實中發現,他們作為一個戰勝國,比德國一個戰敗國還要弱小,所以整個事件都被一片陰影籠罩著。不可思議,還有馬克‧布洛克,如果你讀《法蘭西的覆滅》,都是很有意思的東西。
 
二戰,我給你講兩個故事,我在一個叫蒂勒的地方工作的時候,在這裡,T-u-l-l-e,不是圖爾,是蒂勒,我大概記得,在1944年六月六號,那裡有個大屠殺,很多人被吊死了,當時我沒多少錢,我孩子聽見又該說了,「爸,別再講那個我沒錢的故事了」,但是我真的沒錢,所以我本來要吃冰淇淋來著,然後我用我那半吊子的法語認識了一人,我們聊天的時候我說,「你還記得那天德國人來把那些人都吊死的事嗎」,他說記得啊!我說,「那你怎麼逃跑的」,他說:「那事啊-」,蒂勒位於大山谷中,鎮很長,房子都有那種陽臺,他上去,然後躲在那,他當年12歲,他本可能被殺的,或14歲,他們並不在意。
 
有一天我正吃冰淇淋呢,因為檔案館關了,有個女人過來,她大概有五十歲,她要了個冰淇淋,然後這哥們說,我也忘了什麼夫人了,「杜普斯夫人,你還記得那天吧?德國人來的那天?」,然後她說,「我當然記得,他們把我丈夫吊在那根柱子上」,然後那根柱子就在那個冰淇淋攤旁邊,劇院前面,當時是1970年,等會再說這些。
 
我有個朋友是在巴黎的律師,總去非洲工作,他小的時候德國人來抓他,父親因為是希臘猶太人,他被抓走後遇害,然後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把猶太孩子圍在瑪黑區的人,當時好多猶太人住那裡,是法國人,其實德國人也願意幹這些事,但其實是法國警察,他們是法國警察,他的父親就是被一個警察告發的,一個警察,戰後那個警察每週六在市場指揮交通,那個寡婦每次走過都能看見這人,知道是他揭發了他丈夫,然後被抓走遇害。
 
1970年,在法國還有這種集體性的失憶傳說,這也被戴高樂這個大個子延續了,在法國每個人,除了一小撮精英以外,都參與了抵抗,然後法國跟隨著他的光輝崛起了,趕走了壓迫者,建立了共和國。在1953年有個紀錄片,關於遣送猶太人,巴黎也有一部電影是關於這事的,有人把兩個和起來做了個紀錄片,有個鏡頭是在一個集中營,叫德朗西,在機場附近,不到機場,戴高樂機場,有個法國憲兵隊員看守著法國猶太人,一個法國憲兵隊員看守著法國猶太人,他們把他從影片裡剔除了,真的把他從銀幕裡抹掉了,所以你要看的話,沒有他,為什麼?因為法國的印象就是,沒有、或者基本上沒有法奸,每個人都在抵抗。
 
那麼,這個失憶-部份是因為戴高樂讓共產黨獨佔其功,因為他們是個有著七萬五千烈士的政黨,因為他們有組織的抵抗著,其他也有人,有個天主教抵抗組織,還有戴高樂派抵抗組織,我記得戴高樂死的時候我在巴黎,我是進聖母院唯一被搜身的人,真的,我親眼所見,他們把我推到牆上開始檢查,因為我是個孩子,而且我想去那看看,就是為了見證歷史,親身體驗。
 
但是,戴高樂延續了這個關於抵抗的傳說,然後傳說開始有漏洞了。第一個漏洞是一部特別長的電影,以前那個工友,打掃衛生的,給這些教師打掃衛生的好員工,以前管它叫一打啤酒的電影,因為太長了,我不應該說這個,這還錄著呢,這段剪了別播。那電影大概四個半小時,名為「哀傷與憐憫」,是關於克萊蒙費朗,在中央高地這裡,有一些很棒的鏡頭給那些賤人法奸剃頭,這是一種很粗魯的說法,形容那些和德國軍官上床的法國女人賤人、法奸。
 
在電影最後有莫里斯‧舍瓦利埃,莫里斯‧舍瓦利埃是個低吟男歌手,是個歌手,他是,要是你家長瞭解法國的話,他是那種你爺爺都可能聽說過的人,他是巴黎一個貧窮的地方的人,是從梅尼爾蒙當來的,他帶著個草帽唱曲子,「小伙子們真不錯」,所有這些東西,影片最後他說,「知道嗎,最近有些關於我的謠言,說我給德軍唱歌,我想告訴你,我只給我們的小伙子們唱」,指的是在德國的被俘法軍,也許是真的也許是假的,但是讓人們開始回首往事,在1940年到1945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或者44年,44年末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1998年他們審判了一個老頭叫莫里斯‧帕彭,在波爾多被審,他在戰後做得很好,他在戰時簽了各種單子,把猶太人送去車站,波爾多聖約翰車站,到了車站然後再被運到東方,但是他幹得很好,他成了一個戴高樂派的小官,他幹的也很好,最後他們終於逮著他了,然後他說:「我是個很好的官僚,我幹了,他們對我的工作很滿意,我簽了那些文件、那些表格,要不是我救那幾百人,他們就都死了」然後他就,但你不能把一個九十歲老頭扔大牢裡,所以就對他嚴加看管,前一陣子他終於死了。有一次他想要,其實他真跑了,在他朋友幫助下,然後他們發現他在一家瑞士高級餐廳吃飯,真是太、太漂亮了。
 
但是,不管怎樣,另一件事是我一個朋友,我挺自豪的,他叫羅伯特‧帕克斯頓,寫了本書叫《維希法國》,他得去用繳獲的德國文件,因為法國文件不公開、不能看,因為法奸的一些大秘密是不能公之於眾的。現在在法國又是這樣了,阿爾及利亞戰爭也是,以後再講,所以,再給我兩分鐘我就要結束了,你們有些人面孔,這我見過,有的人我認識,但是,我覺得我之所以搞歷史,因為我很久以前讀過一本書,我當時不知道還能幹什麼,所以就讀了本對我影響深遠的書,不過我還讀了一首詩,算是一種簽名。不是我的簽名,是這種課程的,因為你會瞭解戴高樂,你會瞭解各種上層人物,不過你也要瞭解普通人,那些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大潮中的人們,所以就讓我給你們讀一下這首詩,很短的,是一首布萊特寫的詩,叫做《工人讀史》,然後你們就可以回家了或者去購物,買到你拎不動,愛幹啥幹啥。
 
七門底比斯之城,何人所造?
青史所留,皆為帝王之名
然木工石坊之作,帝王乎?
巴比倫古城,屢遭蹂躪
勝景重現,何人築建,利馬金城
熠熠奪目,鑠金之人,所居何處
萬里長城,綿延千里
砌鍥之身,夜宿何方?羅馬帝國
凱旋之門,何處銘刻,立拱之人
偉人凱撒,雄獅百萬,訣死之魂,何人祭奠,拜占庭帝國
福祚千年,民之所居,皆是宮晏,亞特蘭提斯,傳奇之地
驚濤之下
先沒卑奴
亞歷山大王,東征印地,所向披靡
亦非一人之功
凱撒鐵騎,劍指高盧
亦有人為其烹食飲馬
無敵艦隊折戟,腓力國王悲泣,縱全國唯一人淚流乎
腓特烈大帝,七年征戰,鏖勝之處
何人相助
 
汗青頁頁,盡書勝主,成敗之價,誰人乘沽
青史冊冊,人才輩出,各領風騷
誰人相助,歷史層雲,波譎反覆
疑叢錯錯,靜待解讀
 
如果你喜歡這門課,我希望你們喜歡,我們會一點一點解密,週末愉快。

 

第2節 巴黎公社及其遺留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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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幾代後在歐洲仍是一股深沉的陰霾。公社倒地後的報復預示了二十世紀的大屠殺行動。雖然短暫的巴黎公社統治目睹了見諸於糧食短缺和疾病的不幸,但也導出許多進步的社會措施,如相對地解放婦女。軍隊對巴黎公社社員的殘暴行為對歐洲往後幾十年的左翼政治影響深遠。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1-26.

 

第2節 巴黎公社及其遺留

 

2007年9月10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好,今天我想談談巴黎公社,我上節課結束時就講到這裡,這十分適合作為這節課的開頭,因為巴黎公社的陰霾籠罩了歐洲接下來的二三十年。在我看來,巴黎公社和隨後的那場,使得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非命的大屠殺,都預示了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人們僅僅因為自己的出身而獲罪,「巴黎的每個人都有罪、巴黎的每個人都有罪」,一個行刑的劊子手如此喊道。
 
這是,我把這次屠殺定論為,在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屠殺前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之後的那場屠殺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晚期[即哈米德大屠殺,1894年至1896年],和一戰期間,即一九一五年,預示了腥風血雨的二十世紀。「巴黎的每個人都有罪」,你的罪過在於你被拋棄在巴黎,在於你一貧如洗,無力逃離,那麼,巴黎公社是什麼呢?你們在座中的有些人已經有些瞭解,不過我還是會做介紹,然後給出我的觀點。要講巴黎公社就必須把當時發生的兩件事作為背景,一個是法國當時正處於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在拿破侖三世的統治之下,這段時期始於一八五二年,直到一八七零年他被普魯士軍隊所俘虜。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晚期,共和主義及社會主義組織、還有無政府主義組織有所復興,如果你們願意這麼認為的話。
 
在一八六八年六月,皇帝對之前屬於非法的公眾集會予以合法化,此後在巴黎和其它各處,尤其在巴黎市郊城鄉結合地帶,人們在大倉庫裡開會,在咖啡廳中共商國事,並憧憬著對帝國進行改制。多數人都盼望實行共和制或者某種程度上的民主,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因此,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晚期掀起了一場政治動員。一八七零年開年,法國便迎來了一場罷工潮,而在一八六四年以前,罷工在法國是非法的,工會更是直到一八八一年才得以合法化。當時發生了罷工潮,這就是第一個時代背景。巴黎的許多普通民眾都受到了鼓動。
 
第二個背景是普法戰爭,詳情你們能從奇普•索維溫的書中讀到,但事情基本上就是路易‧拿破侖,即拿破侖三世陷入了戰爭的泥潭,孤立無援,這全是因為他做了一堆蠢事,去對抗睿智而雄心勃勃的普魯士宰相,即奧托•馮•俾斯麥而造成的惡果[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關鍵人物,人稱「鐵血宰相」]。這牽扯到一些你們很久以前就在西方文明史裡學過的陰晦繁雜的事情,不過,我認為這值得再講。這裡面摻和著王室繼承權的事宜,當然這種事就更是一團亂麻了,主要就是為了法國王位的爭奪,這導致法國被普魯士的王室圍困,即霍亨索倫王室,這個名字你們在這門課上也不用記,除非遇到一些極度變態的字謎遊戲。拿破侖不僅固執己見,還火上澆油,他令使臣圍著德國皇帝家的花園對他進行通緝,這算是逞一時口舌之快吧!俾斯麥就抓住這個把柄對法國口誅筆伐,並向整個歐洲世界及關注事態發展的各界人士揭露,拿破侖三世早先曾試圖與普魯士,就援助其攻打奧地利從而獲取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事宜達成交易,這當然是英國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戰爭在一八七零年夏天爆發,法軍孤立無援,單獨對抗普魯士及其南德諸邦盟友,他自認為必勝無疑,但是...就像我們組上週六去參加密西根州運會那樣,就是因為有我這樣的隊員、有我這樣的衰人參加...他被打得滿地找牙,在一八七零年九月四日巴黎發生了另一場起義,人群衝進了市政廳奪取了政權,宣佈共和,他們將街道更名,並且他們還想繼續抗擊普魯士軍隊,而這支經歷過叛亂並組織有序的勝利之師橫掃了法國的抵抗者,同時,拿破侖三世此時已經氣息奄奄,幾年後就駕崩了,可能是死於胃癌。他在色當戰役中被俘,S-e-d-a-n,色當是一個紡織小鎮,它在法國北部,毗鄰比利時,他離開法國,被驅逐到英國去了。
 
接下來就是留下了一批執著抵抗的人。普魯士的一個要求十分明確,在一月底,德國統一,德意志帝國正式宣告成立,巧合的是,加冕地點在就凡爾賽宮的鏡廳,德國的一個要求就是巨額賠款,法國必須償還,而阿爾薩斯和洛林這兩個東部省通行德語,這點我得提醒你們,這兩個省被割讓給德國,而且除了巴黎地區,阿爾薩斯和洛林是法國工業化程度最高,最富庶的地區,所以巴黎人民發現自己四面楚歌,讓我把投影屏放下來,是按這個鈕嗎?我不太清楚,誰來幫我?他們發現自己被包圍了,巴黎成為,巴黎已經大不如前,它僅僅相當於當時或其他時期倫敦規模的三分之一,還是一個巨大的牢籠。
 
在巴黎外圍高牆林立,堡壘遍地,但仍有大批民眾在普魯士和其他德國軍隊的圍攻中堅守陣地,你們在課本上會看到一位英年早逝的法國政治家,名叫甘貝塔,一次乘著熱氣球飛離巴黎,飛到了羅亞爾河河谷的圖爾,試圖喚起當地人民的抵抗意識,但形勢很快變得嚴峻起來。十月,一位法國將軍在法國東部城市梅茨恥辱的投降了,使此地淪為德國地盤,事實上你若去過梅茨,就一定見過那座籠罩著陰鬱氣息的巨型火車站,它是在俾斯麥執政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期間由皇帝下令修建的。
 
由此,巴黎出現了一種榮耀的氛圍,這並不奇怪,法蘭西腐朽的帝國政權終於分崩離析,很多巴黎民眾湧上街頭,個個嚷著要上戰場,而這對巴黎這座逐漸左傾的城市有些令人驚奇,因為這座城市的多數人都是平民和工人,關於這點我會在講到巴黎時再和大家討論。德國的圍攻仍在繼續,而巴黎的市容也有所變化,城中遍佈穿軍裝的人們,而他們的後勤保障成為了大問題。該如何供養他們?假設你有各種動物,你有軍隊所需的馬,但是士兵會把馬殺來吃;你有牛,但是這些食物只能維持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喝的東西總是不缺的,因為他們有酒窖,就是用來儲藏葡萄酒的酒窖,不過事態還是變得越來越糟。
 
最後一封常規郵件於九月十九日發出,在那之後他們只能用熱氣球傳送消息,熱氣球是阿爾代什省孟格菲兄弟在十八世紀末發明的,而從此熱氣球也成了某種自由的象徵。巴黎民眾翹首企盼,希望別的省份出兵相助,然而圍困的僵局還是絲毫沒有打破的跡象。在巴黎被圍期間,共放出了六十五個熱氣球,帶走了多達兩百五十萬封信,合計重量約有一萬公斤,也就是兩萬磅左右。期間還有一位天文學家乘坐熱氣球離開巴黎去觀看月食。
 
法國人一開始是用飛鴿傳書的,隨後,那些被描述成殘暴冷血的德國兵,事實上他們並沒有那麼殘忍,他們是在巴黎東北部射殺了一些人,不過這和一九一四年一戰時期是不能比的。當然和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間,二戰時法國淪陷區的情況比更是小巫見大巫了。德國人帶了很多隼[隼:亦稱「鶻」一種可馴養來打獵的猛禽]到法國用以捕殺信鴿,這是改用熱氣球的另一個原因。拜德軍如此行為所賜,可憐的鴿子成為了聖鳥,我想鴿子是一種鳥吧?大家,包括我都吃過鴿子,鴿子事實上是很美味的,可是,不管怎麼說,為了阻攔那些人送信,就用隼和鷹來捕殺鴿子的話還是顯得太不厚道了。
 
那時,巴黎人口中還摻雜著從外省前來避難的國民衛隊,從這點上看,這很像中世紀攻城戰,人們從郊區前往城市尋求食物和庇護,然而人口數量很快突破了二百萬,人人都在等糧下鍋,避難的人中包括一千五百個美國人,其中也沒幾個人重視這場戰爭,四萬比利時人、三萬瑞士人和五千英國人,這樣一來你至少需要-這個不用做筆記-兩萬四千頭牛,十五萬隻羊,六千頭豬,而這些只夠勉強維持,人們開始為吃什麼犯愁,你如果去觀察那些不喜歡狗,但是喜歡貓的人,還有殺狗的屠戶取代了殺馬的。在戰爭中,馬在多數情況下會被用來充饑或是被部隊徵用。
 
現在,在法國你仍然可以看到殺馬的屠戶,通常都是紅色門面上貼著個金色馬頭,夠相稱了。人們首先開始吃...也不是首先就是開始吃動物園裡的動物,好像叫作 Castorin Pollocks,有很多巴黎的兒童和其他的人去動物園吃養在動物園裡的動物,但是沒有人吃老虎,因為他們不敢把老虎的籠子打開,而且由於沒人願把稀缺的食物餵老虎,倒霉的老虎只好整日憤怒地嚎叫,人們開始吃狗和貓肉,真是,因為如此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通常情況下是狗來守護主人的,而現在呢,主人必須時時刻刻保護自己的狗以免被人抓去宰了吃。當然了,人們也吃貓,有時也吃老鼠,現在的巴黎仍有不計其數的老鼠,如果你是在凌晨兩點或兩點半回家,在你家附近仍會有來回亂竄的特大號老鼠,你偶爾可以在法國的鄉下看到一些老鼠大得像野豬。
 
還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傳說,關於法國菜的傳說。菜的賣相是很重要的,當有人給你端上菜時,你可能會說「賣相不錯啊(法語)」,這句話能多方面理解,可能是說鋪排得很好,也能說是看起來不錯或者服務不錯,或者味道很好,把貓當成盤中餐總讓我於心不忍,因為我會想起我家可愛的小貓。這道菜將老鼠精致的放在貓肉周圍裝盤,有人還給它起了個名字--貓之死,但是人們都是為了生存而已,他們吃的就是這個。俾斯麥預言道,只要法國人幾個禮拜沒有歐蕾咖啡,巴黎城就將不攻自破,但巴黎人很快成立了中央衛生委員會,旨在宣傳並鼓勵人們健康飲食,告誡人們不要總是浪費時間。老實說,如果我在那裡的話早就這麼做了。哦,當我沒說吧,剛才那句別錄啊!
 
我這兒有一份當時的推薦食譜,不會法語也能看懂,這個食譜是在巴黎被困早期寫的,法語的馬讀成「cheval」,就是這個食譜,但是當時只有有錢人或是富裕的家族能這麼吃,不會法語也看得懂的,從馬肉點心開始,馬肉燉白菜、馬頸肉、紅燒馬肉、馬肉片、牛肉和冷腌馬肉,你不能對馬肉冰淇淋指望太多,所以就有些虎頭蛇尾了。有人寫過那些在龍驤獲得冠軍的賽馬,龍驤是競馬場名,它們的一生結束於一個巴黎富人、西區的有錢人餐桌上,但是,這不再那麼有趣了,而這和列寧格勒之圍比就相形見絀了。二戰時期的大概有一百萬人被活活餓死,但是巴黎有各種棺材被拖到太平間去。
 
有年老的人、也有年輕的人,小孩子們成群地死去,當然酗酒成性也成了個大問題,還有性病,因為不管任何時期,在巴黎不同的人統計或許有出入,都至少有一萬妓女,甚至可能多達兩萬五千人,於是性病猖獗蔓延,而且還有奇怪的心理疾病出現,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曾經有人進了精神病院,臆想自己是聖女貞德,就是在卡爾瓦多斯被燒死的那個,我不該提,但她十五世紀在魯昂被燒死了。還有人認為自己是上帝或是聖路易斯,可以拯救法國。
 
饑餓來臨,一切都變得如此悲慘,而嘗試逃跑只是徒勞,但這其中也有些趣事發生,我對這些逸事總是沒抵抗力。曾有一個比賽,問參賽者們,「我們該如何化解當前窘境?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其中只有三個回答我覺得值得嘉獎,這些答案如下,或許只有兩個可行,有提出第一個方案說,妓女對巴黎而言是很有價值的資源,在柏林也有大批的妓女,他認為妓女們應該隨身帶一種帶氰化物的毒針,讀音有點像普魯士,然後讓妓女們出門接客,當對象是普魯士士兵時則在兩人雲雨之時把針輕輕刺入他脖子裡,這樣他們就再也不能吃德國酸菜了,然後巴黎就自由了。
 
還有人建議,由於瓦格納音樂的影響,還有那種傳統的「奧帕」音樂[om-pah音樂:一種巴伐利亞音樂],巴黎人總把這些音樂與德國聯繫起來,有人建議教巴黎的管弦樂團演奏「奧帕」音樂,巴黎人是這樣叫的,普魯士人當然不這樣叫,然後再在某日打開巴黎的一扇防守森嚴的城門,然後奏著樂走出去,他們後面會有一個巨大的特洛伊木馬,他們把這稱作音樂機槍,也就是音樂機關槍,它會突然開火,把可憐的普軍打飛,普魯士人總是被認為、被狡猾的巴黎人認為是非常笨的,當然他們並不笨。
 
還有一個人交的答案寫,我們把一塊巨大的防水布放在協和廣場上,置火腿等食物於其上,利用鴿子的力量,所有的鴿子都會去那裡啄食,把鴿子都包起來就成了個浮力很大的氣球,可以做成空中馬車,載上所有人,帶大家離開巴黎,但這件事情漸漸不那麼好笑,最後淪為空談。一開始的時候,有一趟火車是繞著巴黎城牆行駛的,下次我們多講講巴黎的城牆,這挺值得一談,巴黎人會帶著午餐便當坐上火車,然後他們聽見了巨大的爆炸聲,突然意識到他們可能會被炸死。
 
於是局勢日漸危急,許多在巴黎的人說,我們必須戰鬥,我們要想像出一個全新的世界,有些省份對我們坐視不理,我們被遺棄了,我們需要其他省的援助。於是一月時,有人貼一張巨大的紅色海報,紅色代表左翼,紅色是違法的,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一年間,這個顏色是非法的,因為紅色被認為會激起族群間的對立,這是摘自法國法律的原話。一張巨大的紅色海報,上寫著「為公社讓路,巴黎的人民有權保護自己,並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現在,讓我把幻燈片打開,這是1869年法國工人運動的一個保守回應,這意思是,工人階級不會聽從不合理的建議。注意這裡這個人-這就是那個巴黎頑童,在一八三零年德拉克洛瓦的那幅著名畫作《自由引導人民》裡,算是一個英雄人物,但在這裡他算是個反面角色,是個誤入歧途的巴黎街頭頑童,這就是那個誘惑,這是一個抵制這一切的工人階級家庭,這個是,天啊,我愛死這張了,這是你能看到的巴黎的第一張照片,這是一八三七年的一張銀版攝影,在聖殿郊區街拍的,你不用想像巴黎看起來的樣子,你可以直接看到。這是蒙馬特區的臺階,在那個糟糕的聖心堂建造之前那個大教堂,改天再講講這點,我真的強烈鄙視這玩意兒,因為它破壞了巴黎的天際線。
 
不論如何,這是從蒙馬特山向下看,這幅畫畫的是自由經過人格化後的女性形象,瑪麗安娜,她在臨時政府要出賣法國時出現,臨時政府要放棄抵抗,但她出現並不能帶來什麼實質改變。這是阿道夫•梯也爾,有人曾叫他可悲的小矮人,阿道夫•梯也爾正在砍下法國的右臂,也就是指阿爾薩斯和洛林,那裡有史特拉斯堡和科爾馬,還有葡萄酒之路等等重要的地方,這是瑪麗安娜正在殉難,被法國臨時政府殺害,這後面是象徵著左翼共和國的黎明,這也是平民們不畏困苦,堅持戰鬥的原因。
 
法國停止反抗了,不單是巴黎,而是整個法國,確切點是臨時政府於一八七一年一月底宣佈停止反抗,當普魯士騎兵隊前進到了-不應該說是前進,應該是騎馬馳過,騎兵隊騎馬馳過香榭里舍大街[歷史背景:當時德軍破城後要求騎兵在凱旋門遊行]在騎兵隊走過後,該街區的公寓看門人趕緊出來把德軍踩過的石板路打掃乾淨,既是嫌德國人髒了法國,也是因為確實需要打掃。法國因戰敗將賠償一大筆錢,外加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給德國,法國的臨時政府-你會讀到相關資料的,它沒什麼意思,好吧,它非常有意思。
 
在一八七一年二月舉行了一系列選舉,並且那些守舊城市,像西部城市布列塔尼,那裡的國民大會又重新被極端君主專制主義者們掌握,而這將決定法國的未來,那些巴黎被圍期間有地可逃的地主們也回到了巴黎叫囂著,「還錢還錢,連本帶利的還錢」,於是,臨時政府也附和道,「是的,你們要連本帶利的還錢」,但是民眾身無分文,只有無窮的怒火。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另立政權的梯也爾倒向革命,在那次革命中[七月王朝:指1830至1848年間的法國,君主立憲制王朝],七月王朝及其攝政王路易•菲力浦被推翻,當時梯也爾從巴黎撤兵,據說是基於對於巴黎可能有虞的考慮,他當時已經預見到了這點,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他派部隊去了蒙馬特山,巴黎的制高點,蒙馬特在一八六零年一月一日才剛剛歸巴黎管轄,那裡仍有幾分鄉村氣息,現在那兒還出產一種葡萄酒,葡萄園有這間教室這麼大,就是為了生產那種葡萄酒,由於巴黎國民自衛隊在巴黎保衛戰中作戰英勇,他們仍保留有一些槍,臨時政府就派部隊一大清早到處去搜槍。
 
在集市裡的女人們一看到部隊來了就去喊男人們來,這些男人們就帶上兩名臨時政府的將軍[指勒孔特和托馬斯將軍在蒙馬特山被槍殺事件],把他們推到牆角給斃了,梯也爾表示一定要逮住這群混蛋,於是他派出了所有的軍隊,相應地在凡爾賽設立了司令部,巴黎再一次被包圍了,這次是被梯也爾政府,也就是臨時政府所包圍了。由此,巴黎公社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成立,並於同年的五月底被政府所瓦解,列寧將這段時間稱為「受壓迫者的慶典」。列寧做錯過不少事情,他做對的事情寥寥無幾,但對於巴黎公社的評價是正確的。當然,第一次,巴黎的普通市民發現他們能對自己的生活作主,那些富有的人們又作鳥獸散,但公社的人們堅守陣地。
 
公社的數量隨著政治難民的不斷加入而迅速壯大,這個女人叫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夫[她創立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她是來自俄國的好戰分子,也是公社的領導人之一,隨著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及其後的發展,大約在一八四八年,女權俱樂部開始形成,主張女權。在公社裡,儘管有很多...公社不遠處不時能聽到槍聲不斷逼近,而突圍的嘗試又屢次慘敗,他們還通過了各式社會立法,建立了適合職業婦女的托兒所,還簽訂協議,把國民自衛隊的制服承包給婦女聯合會,她們計劃設立非教會教育系統,並且禁止麵包師在晚上工作,因為半夜在麵包店工作對於健康人的身體是一種摧殘。這張圖畫的是一個婦女組織在爭取女權。
 
在當時,除了這些婦女本人之外,沒人想過婦女也應有選舉權,所以,對於女性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這也解釋了當時企圖屠殺她們的險惡用心,其實就是屠殺,在局勢失去控制之後發生的對普通職業女性的屠殺,由於她們發表了她們本不應發表的聲明,所以保守黨派認為這些女性們難以管束,巴黎公社中的一些社員,你們之後會在閱讀材料中讀到她,她叫路易斯•米歇爾,她半輩子的時間都被放逐於倫敦,她是無政府主義者,更關鍵的是因為她與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夫的觀點一致。處在包圍圈中,巴黎公社的人們並不是所有觀點都會保持一致,公社裡有雅各賓派,雅各賓派中的激進集權共和黨人,或者說思想源自法國大革命的社會主義份子,也有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是想要接管政府,而是想毀滅它,我在以後會談到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我寫了有關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本書,還有溫和派共和黨人,他們僅僅是希望巴黎可以有一個與中央集權相對的自由機構,這是下節課的內容了。還有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各類立場迥異的人圍坐在桌前,交談、爭執、辯論、吼叫,當然也擁抱,就這樣直到夜幕降臨,槍聲漸近。
 
其它的城市也有公社,訴求各異的公社,在里摩日、勒克勒佐、聖艾蒂安、納博訥、里昂、馬賽等地,甚至在波爾多地區都有巴黎人民等待著這些公民援軍的到來,包括女性公民前來營救他們。同時,還有一些來自巴黎東部和東北部的窮人,那些住在巴黎近郊的人來到了巴黎富人區,這是他們第一次以傭人外的身份去那裡,畫家古斯塔夫•庫爾貝,寫實主義畫派的代表,他來自貝桑松,在奧爾良埋葬,他說:「我們為什麼不能把拿破侖三世可怕的雕像從旺道姆廣場的圓柱上拿下來呢?」旺多姆廣場是距巴黎皇宮很近的地方,裝飾精美,去過巴黎的美國人都知道那個地方。很多人知道旺多姆廣場是因為麗池酒店,十年前逝世的黛安娜王妃曾下榻的酒店,真是不幸,她在穿過德阿爾馬橋隧道時出了意外,他說讓我們把這玩意兒拆了吧。
 
這正是觀察集權壓制走向末路的一個切入點。接下來的結果便是臨時政府的倒臺,所以,人們會來這裡和那張畫合影留念,彷彿這是旺道姆廣場紀念柱的墓碑,因為他們曾經勝利過,他們曾經勝利過[巴黎公社成功後公社決議推倒旺多姆圓柱]。因此他們必須保衛巴黎,他們有你們之前所見的加農炮,還有就是,他們依舊身著制服,另外還造了很多路障。順便說一下,第一個路障是十六世紀末在巴黎建造的,這對巴黎是一個悠久的傳統,但路障只適用於小巷,對於大路就不那麼適用了,修路障也算是巴黎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重建的一部份。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談,因為它引人入勝,至少我覺得如此。
 
大家看這裡,在塞納河的下面有一些莫內和馬奈的油畫,他們都是後人-從後人的角度去回溯的,這個就是標準版路障,這些東西後來都被毀掉了,這些樹從中間長了出來,那是一九六八年了,這是一些現代的報攤,曾有一些人在這些街道或附近售賣報紙,這些就是當時賣報的人,這張照片裡大部份人在一個月後就死了,你們看到的這些人當時正在努力保衛著他們的城市,那麼那些公社的社員又是些什麼人呢?這些留下來的人是誰呢?嗯,當革命成功的時候,所有人都向前衝,高喊著「當時我在那」,然後他們說出姓名住址,並問道,「為什麼不獎賞我?或者至少承認我當時在場呢?」
 
在巴黎,有一八三零年革命的勝利紀念柱座落在巴士底監獄的舊址,上面列有所有在一八三零年七月的三天中被殺害者的名單。但據統計,屍體的數量超過一萬五千具,因此,我們得知那些公社的社員,他們就是被困在城市裡的普通民眾、工人、市民、無法從巴黎脫身的男女,就像我說的,他們並非都是社會主義者,有些是無政府主義者,有些是溫和派共和黨,他們都是留守的人員,他們是-他們曾經在那裡生活,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他們的巴黎保衛戰反映了城市居民和保守的郊區居民緊張的關係,他們所對抗的軍隊,也就是法國的軍隊,大部份是由保守郊區的農民,或是從諸如瓦納、埃夫勒這些地方調來的國民警衛軍所組成。
 
所以這些公社有點半無產階級的感覺,大部份都是有工作的人們,他們是一群特殊的人,來自北部和東北部貧困地區,我們待會再談。他們就是留守巴黎的人們,他們是藝術家、工匠、零工、家庭雇工,是這些人留了下來,他們留下的目的就是能生活在一個沒有中央集權的社會中,但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則正好相反,因此那是一段複雜的時期,但這段時期卻反映了自給自足,這些工匠在法國的經濟中仍然佔有一席之地,確實是這樣的。工藝精細的手提包還有高級手套、精緻的桌椅,做櫥櫃的工人在法國革命的時期尤其重要,當然,現在也是可以這麼說,直到如今在巴黎巴士底監獄附近的一條街上所有的商鋪,或者說大部份的商鋪仍然是傢俱店。
 
有關公社還有一種傳說,當然,這是保守派的看法,傳說這些人都是來自地獄的怒火,人們揭竿而起去打倒上層社會階級。當然了,這只是個傳說而已,這也是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一個傳說罷了。共和黨人的說法則是,他們在保衛共和政體防止王朝復辟,這是也是另一種傳說而已,但它也有其社會主義屬性,還有馬克思,這對於馬克思、列寧而言相當有意義,這對於統治階級無疑是世界末日,而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儘管馬克思全搞錯了定義,因為這些人大多都不是產業工人,然而卻是因為這件事,工人才終有一天會掙脫枷鎖,由此我們能看出巴黎公社對世界各國、還有那些學習美國歷史的人的影響,移民們逐漸將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帶入美國。
 
公社在「乾草市場事件」中至關重要,公社的集體記憶在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中是至關重要的,人們被吊死時間是一八八六年,但更重要的是,這個事件結果最重要的就是屠殺,我覺得就是屠殺本身。最終臨時政府軍趕到,他們如潮水般湧入西門,這個門基本上是半開著的,那個地方叫帕西,順便說一下,那裡有一些很好的藝術建築,而在二戰時此處亦有通敵行為,當然不是所有人,那麼軍隊幹了什麼呢?他們利用拿破侖三世建造的大道進入到反抗工人們的街區。
 
拿破侖三世和他那時的塞納省省長...這個名字你們可以先不用記住,但是記住更好,叫豪斯曼,這個名字非常重要,現在已經演變為一個動詞,意思是推平某種事物,他被我的朋友理查•考博戲稱為「阿爾薩斯匈奴王」,他從工人階級的社區中強拆住戶建造了大道,也就是現在巴黎的慶典大道,他這麼做是為了多點光,多點新鮮空氣,他為了使資產的流動更為自由,這就是為什麼百貨商店都建在大道旁邊,就這個部份我會再講一遍的,他如此做的另一個原因是,在這種寬大的街道上是無法建造路障的。
 
好了,我們現在先跳轉到一九四四年八月的大道,大道上都有建好的路障,就像一七九二年和一七八九年的情況一樣,而在一九六八年,在聖米歇爾大道上構築路障都是很困難的,那條大道就是豪斯曼建造的,這樣,軍隊從這裡湧入,沿著黎佛利路,這條路是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修好的,而軍隊進入之後造成的破壞是驚人的,這是瑪德琳教堂,它現在還在那兒,這是皇家大道,這些街道本身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些景象展示出了當時所真正發生過的一切,這是已經被毀的市政廳,令人頗感驚奇的是,在十年前有人發現了由巴黎人所拍的公社,在市政廳後被圍的一些相片,它們於十年前被發現,居然得以留存完好,在一月我看了一個在巴黎市歷史圖書館舉辦的展覽,都是些從未展出過的照片。言歸正傳,這就是市政廳,南邊毗鄰巴黎聖母院,但市政廳不在西堤島上,不用操心這些地名。
 
接下來他們審判婦女,有傳言說,女縱火犯們,法語是Les petroleuses,到處放火焚燒妓院,還燒毀了法蘭西銀行,這一傳言部份體現了對「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們」的恐懼,也因此導致了對她們的審判,他們像榨葡萄一樣擠爛她們,強行拘捕她們,然後槍決。龔古爾,龔古爾兩兄弟都是作家,當時還活著的那一個和平頭百姓從來合不來,但在他的回憶錄裡有這樣驚人的一幕,他路過市政廳的時候看見一些被鎖鏈串成一列的婦女們正在被遊街,他就問,「怎麼,她們這是要去哪?」在他身邊的人回答,「他們要槍決她們」,「你說他們要槍決她們是什麼意思?他們以前不槍決女人,難道事過境遷了嗎?」但他們確實這麼做了,他記述了這一可怕的場景,我從前有讀到這些,但我永遠也讀不下去,太殘忍了,接下來他就聽見了那致命的聲響,槍聲一聲接著一聲之後,他看見驚魂未定的牧師踉蹌而出,然後他就調轉筆鋒寫其它事情去了。
 
《槍決》[幻燈片顯示的是馬奈的《路障》],馬奈的作品,他驚駭於整場屠殺,但他當時不在巴黎,庫爾貝也畫過處決的場景[即《槍決》],歸根結底,還是這句話,「巴黎的每個人都有罪」,巴黎的每個人都有罪。窄小的棺材,那時的人們身材偏小,你在萬神殿,那是安葬著諸如埃米爾•左拉等一些出色人物的紀念堂,當然一個挨一個的也放著拿破侖一世的將軍們,你在那仍然可以看到彈孔,它是巴黎公社時就留下的,不僅僅只是二戰時候的人們被處決時留下的彈孔,許多被處決的人只是煙囪清掃工,原因只是他們清掃煙囪並且他們有槍,類似槍的東西,他們臉上有碳灰,人們會扯掉你的襯衣看你胸口是否有步槍後座力造成的瘀傷。
 
那不是一場漫無目的的屠殺,事實上,他們衝到位於巴黎東北部的貝勒維爾地區,那裡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激進的地區,還有蒙馬特山,在那裡非常精確的留下了關於他們稱之為「治安部隊」的共同記憶,這些就是他們衝過去進行屠殺的地方,這大概是整場革命遺留下的最恐怖的部份。如今,我知道你輕易就可以看著我感嘆,「天啊,這個老左派,他怎麼還不成熟一點」,我妻子有時就這麼說,「你怎麼還不長大」,可是,「你為何無法釋懷?」我記得自己在巴黎上學的時候去過個地方,在拉雪茲神父公墓有一個地方,那裡有一座牆,叫做巴黎公社社員牆,有很多人在那裡被屠殺,過去,人們會在國際勞動節時上那去,有時候巴黎公社紀念日也去,就是要去看看那些人們倒下的地方,相比那些射殺他們的人們,他們有著高得多的尊嚴。
 
這才是巴黎公社遺留給整個歐洲的最大的教訓。左派看來,它標誌著國家是強大有力的,同時也可能是邪惡的,千萬別相信任何人跟你說的,有任何一個世紀,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可以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相提並論,無論一八九零年代初期無政府主義暴動中的恐怖主義曾是多麼可怕,我以後會講到的,因為我對那些感興趣,但國家恐怖主義才是這場運動的真正教訓,因為自從十五世紀法國統一了各地方君主國以來,它在歐洲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政權增長了它的權力,拿破侖的革命增長了它的權力,主權國家的統一增長了它的權力。
 
但它竟也可以以空前野蠻的步伐倒退,就為了對抗那些阻礙了他們的人們,這就是在公社時期所發生的。巴黎公社時期死了多少人?最少估計一萬五千,很可能接近兩萬五。然而,一八七二年,僅僅巴黎的人口普查就少了一萬名鞋匠,那時候鞋匠是一個極端激進的行業,難道他們都躲到奧爾良的姨媽家去了?他們在哪兒?火焰吞噬了他們的肉體,他們都死了,而對公社成員們的特赦一直要等到一八七九年,但這場屠殺的陰霾一直籠罩法國政壇,乃至整個歐洲政壇很多很多年。
 
你知道,當你去到那邊,當你去到蒙馬特山,那簡直不可思議,因為有次下午很晚了,我在那邊,很神奇的,我遇到了一位婦人,她每天都到那裡去,我就問她,「你為什麼每天都來?」她說她有某種肺病,她不能離開巴黎,但她可以到拉雪茲神父公墓來,她知道每座墳墓的位置,然後她帶著我們去看巴黎公社社員牆,我是和我母親以前的朋友們一起,我記得自己看著它沉思,我記得自己還是孩子的時候讀過一本托馬斯•沃爾夫的書,名叫《天使望故鄉》,結尾的時候,他說,「啊,迷失的人,還有那隨風悲泣的亡魂,回來吧」這就是巴黎公社,下次我們講主權國家,下課。

 

第3節 中央集權制國家和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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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儘管多方的改革努力,法國仍然是歐洲最集權的國家。國家體系圍繞著巴黎為中心層層展開,其原由來自催生各省級地區的法國大革命。這些地區和大都會中心保留了一種對立的關係。1875年,誕生於苦難中的共和國成立,儘管仍需面對來自香波伯爵(法王享利五世)和奧良保皇派的正統性挑戰。這個共和國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來自其他非巴黎外省工人和農民的支持。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27-54.

 

第3節 中央集權制國家和共和國

 

2007年9月12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的課程分為兩部份,一是講法國政府的集權化統治,還有為什麼是巴黎?談論這個很有意思,巴黎在中央集權政府中的地位,以及其在法國政經、社會文化領域中的地位,然後在最後二十分鐘我會談談這樣一個奇怪的人,他是曾經的「奇蹟之子」,出生即被冊封為香波伯爵,但最終卻沒有成為法國國王亨利五世,以及法國為什麼最終走向共和制,和它是如何走向共和制,這都與法國的中央集權有關。現在,任何一個到過法國的人,那些曾在普利瓦阿扎或者巴黎排隊等候過的人,最好是沒有,等的時間太長了,都會意識到巴黎和法國政府中央集權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至少在西歐的歷史上是這樣,長遠來看依舊如此。

 
儘管密特朗前總統計劃在法國實施去中央集權化並創立地方議會,法國基本上還是西歐中央集權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巴黎在法國的地位是歐洲其它國家的城市所不能比擬的,現在讓我們想想,讓我們仔細思考一下其他國家的情況,想想其他國家。在西班牙,顯然是馬德里了,儘管馬德里是首都,但巴塞隆那也相當重要,巴塞隆那的經濟地位要比馬德里這個所謂的經濟中心更為重要。或者,想想柏林,想想德國的情況,無論在統一的德國還是統一前的聯邦德國,柏林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城市。現在柏林儘管又成為首都,但在某些方面就只能與慕尼黑和法蘭克福平起平坐。
 
再說說像蘇格蘭這樣的小國家,愛丁堡和格拉斯哥是它兩個主要的城市,或者拿英格蘭舉例,曼徹斯特人的意志具有很大影響力,因為那裡對於北部的重要性堪比首都,並且是工業經濟中心。或者再說說俄羅斯,莫斯科過去是宗教中心,尼古拉斯二世討厭莫斯科,他認為莫斯科代表了俄羅斯全部的價值觀,聖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寧格勒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城市,因為沙皇的行宮設在那裡。或者想想其它任何地方,分崩離析前的奧匈帝國,維也納在這個狹小的國家裡算是特大型的首都,但還有布達佩斯能夠與其成對峙之勢。在義大利,最重要的城市顯然就是米蘭和都靈還有羅馬,這個城市只是一座充斥著觀光者和神職人員的教會都城。
 
但法國的情況很特別,巴黎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獨特的。過去幾百年中,這種狀況引人矚目,尤其在近一百五十年裡,我想講的正是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大約在1947年,有一本書叫做巴黎和法國的沙漠[非官方譯法],這本書關注了這方面的內容,即法國在這方面的獨特性,在書中,作者以一種鄙視的態度稱百分之九十七的法國人都只能算是鄉下人,巴黎應該是法國拉斯蒂涅們即使擠破頭也要去的地方,因為巴黎是法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中心。拉斯蒂涅是巴爾扎克小說中一個核心人物,或者是核心人物之一,這部小說叫做高老頭,主人翁是高老頭,他是一名沒落貴族,來自法國西部的夏朗德省,他想在巴黎成就大業,還想採遍天下芳草。不事生產,卻想一夜暴富,這個人成為了那種有闖勁但鄉土氣息濃郁的沒落貴族代言人,他們想去巴黎成就一番事業,因為只有在那裡才有大事業。
 
現在,你能想到的任何區域,有一個例外,現在還不是說這個的時候,儘管我很願意講,就是美食中心。因為儘管里昂被認為是-里昂不是任何地區的首府,它過去是法國第二重要的城市,現在還是,儘管它比馬賽稍小一點,如果只是比較這些城市的大小的話,里昂是法國的美食中心,而不是巴黎,這差不多算是個例外,巴黎能夠取得支配地位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法國政府的中央集權化,在我的記憶裡,在我寫論文時總喜歡在巴黎喝著廉價的酒,在馬路上閒逛,你聽到播新聞的人都是巴黎口音播新聞,只用巴黎腔。
 
在新聞之前它們會播放一個叫做地方時事的小節目,如果你住在奧弗涅的話就會-你能參加時長十五分鐘的當地事務討論會,還會遇到操著當地口音的人,如果你住在馬賽或者尼斯的話,會聽到有人用南方口音播報有關當地學校的新聞,或者是年輕的姑娘向腐敗的政治家獻花的照片,都是諸如此類的情況。但基本上,新聞往往是由有著北方口音的人播報的。這些人要麼來自羅亞爾河谷,他們對自己的出身引以為榮,認為自己法語說的最棒,而不是巴黎人。
 
但是今非昔比,實際的情況是,巴黎的絕對支配地位絲毫沒有變化過,而巴爾扎克,講回巴爾扎克,他使巴黎人對外省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這種印象一直保持到現在,他把鄉下人描繪成在小城鎮中過著千篇一律的單調生活,他寫道,他們全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他說,鄉下人就像模子裡刻出來的,在他們的小圈圈裡亂挖一氣,或者在泥漿裡面挖青蛙,從事著骯髒,沒什麼競爭性的工作。為嫉妒,貪婪和物慾所驅動,他們不會考慮國家大事,但零星瑣事卻能令他們激動萬分。現在,你們曾見過,這是紐約客雜誌一張十分有名的封面,這張地圖表現的是從紐約的角度看全美國,紐約在這裡,這是一條極長的鴻溝,最終洛杉磯有半個橄欖球場那麼遠了,圖片中心的所有東西基本就是沙漠。
 
當然,鄉下人,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是法國的合法居民,我們住在阿爾代什並以此為傲,在看待巴黎人時也會帶有某種輕蔑,就好像巴黎人看我們那樣。我的意思是,舉例來說,在法國如果這件事取消的話我就會十分不高興的,它就是汽車牌照。牌照上的最後幾位數告訴你這個人來自哪裡,如果是的61話,就來自安省,如果是62,就來自加萊海峽省,如果是的63話,就來自多姆山省。假設你自己正一個人開車行駛,這個來自沙托魯的人要去探望在貝桑松的表兄,這是我開車時的小娛樂,在七八月份放假的時候,當南法都被遊客淹沒的時候,當人們看見這些牌照尾號為75的人,這個尾號代表巴黎,這並不會出現在考卷中,如果看到如果看到77、78、91、92、93、94、95,就知道他們是巴黎人,來自巴黎大區,其中存在著某種期待,通常是某種屈尊的優越感的,期待巴黎人和巴黎區的女人向別人展示自己的綽約風姿。我們還可憐巴巴的在泥塘裡捉青蛙。
 
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法國政府的中央集權化,以及巴黎在國民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之後很難逆轉,我覺得當今法國經濟,走向使巴黎地區在經濟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一個重要標識是里昂,那個法國第二大城市,同時也是美食之都,像我早先說過的,Credit Lyonnais就是里昂銀行,19世紀60年代它的總部遷到巴黎,不再在里昂了,這是某種形式的放棄。還有,例如那些里昂戲劇的擁簇者們總是說,我們的戲劇很好,而且與匯集各路資源的巴黎戲劇截然不同,為什麼會這樣?
 
從長遠來看,法國為何變得如此中央集權化?所有中央集權化制的國家會改變得更大,並集中所有能力對人民敲骨吸髓,如果我們回顧西元1500年代的歐洲,有大約1500個附屬國,它們隸屬於像英國,西班牙和法國這樣龐大穩固的君主制帝國,還有主教轄區,就像德國的特里爾,他們的領地比起大教主家的花園大不了多少,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活動就是建立國家,建立更強大的君主制國家,最終建立有著多種政治運行機制的民族國家。義大利的統一某種程度而言,義大利曾經統一過,德國於1871年統一義大利,在19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統一。
 
但是,回到法國的案例,如果回到16世紀,如果你到羅亞爾河周圍的城堡中,你就會看到由巧匠製作的各種精美的傢俱,還有隨處可見的有把手的的大箱子,這些箱子是-這是國王的文件,還有司法部長、首席財務官和法官的文件,他們所有的文件都在這裡,其實君主制國家沒有首都,君主所在即為國家所在,在16世紀巴黎成為法國首都,你們能很清楚地看到,巴黎並不在法國中部,但沒人會在蒙呂松或者在類似這樣的地方建都,因此,存在君主就存在一系列的專制主義論調,這裡就不細說了。但是在17世紀,歐洲統治者將勢力向敵人所在之處擴張,他們攻城略地,這也是法國為何丟掉阿爾薩斯的原因。還有像我之前講過的,他們不斷增加對資源的掠奪,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因此路易十四自稱為太陽王,一個外表謙虛實則囂張自大的人,他派一些官員去各省強化他的意志,這些人被稱作是監督官,這個不是重點,你們不用記這個。他們前往各處,並與當地精英人士、貴族及法官階層進行溝通,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是增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在絕對王權期間軍隊數量變得十分龐大,如果你周遊法國,你能看到軍事奇才沃邦所建的各式堡壘,他築的堡壘在帕皮利恩和比利牛斯省,還有北部的里爾以及這些地方,都能看到他鬼斧神工的堡壘,這些堡壘需要人來進行維護,檢驗槍枝大炮以保證其發揮正常作用,他們長期駐扎於此,從而使常規部隊數量大增。
 
現在我們回到法國大革命這一議題。法國大革命的訴求是什麼?它想對法國行政機構設置進行合理化改進。當然了,革命還有其它的目的,這節課我們先不談。相對於從前,諸如你想通過羅亞爾河運輸貨物,你必須支付一百元的過路費,他們取消了所有此類收費,他們嘗試建立統一的度量單位,這些想法在一百年之後才得以實現。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性,由於他們的頭號敵人是那些封建貴族,貴族們能迅速逃往德國或是英國等地,並且試圖發起反大革命運動,「我們會削減教會和一些貴族的權利,並在地方建立稱作『省』的行政單位」,法語讀作「Departement」。
 
所以他們建立了「省」,「省」成為行政系統中的一部份,每個省-這些貌似很無聊,但實際上是很有趣的。法國大部份省以河流命名,有些則以山川或大海命名,每個省都有相同的官職設置,這些省是有道路相連的,而這些省,迄今法國已有-在法國已有九十五個之多,包括科西嘉省都有直通巴黎的路線,據說高盧民族被分成了三個部份,現在,對那些住在法國任何地區的人而言,他們眼中的三個部份是司法部、軍務部還有內務部,這就是法國的省,創立於1790年,存在至今,僅在1960年由於巴黎區的發展發生了一次改變,他們將巴黎周邊的省進行合併,在這裡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第一個省,我向你們保證我們不用逐個瞭解,看第一個省,安省,A-i-n,來自一條河的名字,或是第二個埃納省,A-i-s-n-e,來自於一條河的名字,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這裡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個,阿列省,這些省皆是以河流的名字而命名,然而其大小卻截然不同。最大的省應該是多爾多涅省,由於有英國人住在此地,這裡可能有所發展,大概有八千名英國常駐居民,我指到了夏河內省-這不對了,別在意,因為我如果站得太近就看不太清楚了。這個最小的地方是東庇里牛斯省,這裡是法國的加泰隆尼亞,這不是重點。
 
重點部份是,法國大革命為了可以打敗軍隊,促進中央集權,然後追隨小個子伍長、小個子將軍,小個子自大狂-都是拿破侖一世的外號,他進一步的推動了中央集權,他喜歡自吹自擂,這是在教科書裡經常可以看到的。他自稱,他看著錶就可以知道,在他所設立的國立高中裡的孩子在任何時候的學習情況,他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在1852至1870年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他的侄子,有人戲稱他虛有其表,拿破侖三世,他把中央集權當成一種鞏固自己統治的工具,並且用此來削弱貴族所殘留的影響。
 
如果你想要什麼東西,這在今天的法國仍然是事實,去當地的貴族那裡絕無收獲,就像是你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說,「你好,先生,如果我們能有一所學校就再好了」,沒用,他意識到了帝國宗主可以提供鐵路,也可以為一些事情提供資助,這些都更加集中權力於國家。你瞭解到了十九世紀的發展歷程,經濟發展歷程鞏固了法國,以巴黎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統治鐵路就是很好的例子。有時我會舉一些例子,你們可以不去記,我這麼做是希望你們可以去思考。
 
如果你可以想起來這兒的兩個城鎮,布瑞福,B-r-i-v-e,以英式橄欖球運動而享有盛名,圖勒,T-u-l-l-e,是一個省的首府,我在第一天就提到了,因為有許多人在那被絞死。它們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還是一樣大的,但是布瑞福修了鐵路,而不是圖勒通往巴黎的鐵路,所以說中央集權是…當然,圖勒有山,在布瑞福修鐵路會更加容易,但政府可以通過調節經濟資源分配對地方進行扶持或打壓,這也是為什麼最終法國成為共和國而沒有成為君主制國家的原因,是因為代表共和政體的省長可以去守舊地區,並說,「嘿,我們並不喜歡上次的選舉方式,你們的城市議會有太多的擁護君主制度者了,你們想要在河上架座橋,對吧?」那就是我們村的情況。在河面上沒有橋,那兒有一條小船可以載人通過那條水波滔天的險河,「你們希望可以在這兒建一座橋,那就看你們下次選舉的表現了」。
 
國家可以提供這些公共設施服務,十九世紀的銀行發展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實力,在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巴黎有了一次經濟的騰飛,因為國家銀行設在巴黎,國家金融機構在巴黎,這些機構可以設立或取消全國的投資。當今,火車在你們這個年代或許不是,不,可以延續到你們這個年代,我在法國高鐵開通後的第三天,它是在1981年九月二十八日開通的,我是在九月三十日去的,去里昂旅行,它一路上開的非常快,直到了站,無論何時,如果你觀察法國的鐵路線就會發現每條路都通往巴黎,假如你想從里昂去波爾多,你會因此荷包大失血,除非你想坐八個小時的火車,因為你要走的路是,坐上火車,先花一小時五十八分鐘去巴黎,然後以很快的速度用四小時到這兒,波爾多按公里計費,所以費用十分昂貴。
 
如果我在里摩日和巴黎之間通勤,這依舊是段漫長的旅途,這兒沒有法國高鐵,大概要用四小時,由此我坐火車去普瓦捷會花三個小時,因為穿過省界的話是很不合適的。那麼,鐵路系統是如何-鐵路線如何加強巴黎主導地位的一個顯著原因便是,以我從事的教職來看,正如巴黎支配整個法國那樣,巴黎握有主導權,現在仍有人這麼稱呼它,渦輪教授-渦輪列車是在法國高鐵出現前的快車,首趟列車開往諾曼地,由富有的巴黎人帶到多維爾,渦輪教授是一位巴黎人,夢想在巴黎教書,特別是在巴黎第一大學,巴黎的大學命名得都很有詩意,巴黎第一、第二、第三大學,以此類推,一直到第十四大學,最往後最差,但第十三大學可能是最差的,不過渦輪教授被派到漢斯教書,他每天都要坐火車往返,抑或是去圖爾,從這裡去里昂要用兩小時,這有四百公里。
 
要知道,兩個小時都可以坐火車去紐約市了。但如果平均時速八十哩,你一個小時五十分鐘到兩個小時內能到就算不錯了,你們知道了那些住在里昂要去巴黎教書,或是有朋友在里爾教書,住在巴黎,或是我經常在魯昂教書,我是住在巴黎,卻在魯昂授課,這並不是很好,這樣就無法享受當地的大學生活,並且這種渦輪教師的問題由於快車的出現而日益明顯。我之前提到的,它被稱為Train à Grand Vitesse,這是法國高鐵的全稱,它行駛得很快,這些在十九世紀都是很突出的現象,一直持續到了1947年,當格瑞威爾寫了一本書,叫做巴黎和法國荒漠,如果你看過百科全書關於省的定義,若某人來自外省,是個左派,但並非指政治上的左派,而是土包子、鄉巴佬,老是遲到或準備不周,我從拉胡斯詞典上讀到的這些東西。
 
例如,裡面描述了鄉下人的行為,就像你剛到了布列塔尼的蒙帕納斯火車站,你一無所知,你連賣可麗餅的地方在哪也不知道,你當時卻饑腸轆轆,想急於充饑,簡直就像丈二和尚。各省由鐵路相連,當然也有公路和銀行系統,以加強法國的中央集權,我記得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在布列塔尼舉行了示威遊行,原因是這裡經常有船撞到岸上,布列塔尼的岸邊漂滿了浮油,由於洋薊的銷售量大幅度下跌,價格也暴跌,那些種植洋薊的人常常衝到省級轄區內在轄區內傾銷洋薊,並進行抗議。
 
我還記得在協和廣場拍的令人咋舌的照片,協和廣場是位於巴黎的很大的廣場,你可以看到布里多尼的市長們帶著飾帶,帶著他們的三色旗飾帶,藍白紅,警察們,應該是CRS,也就是軍警,他們並非想像中那麼面目猙獰,我自己在五月中旬參加了一個反薩科奇的遊行,那裡的軍警是受全權委任的,他們相當兇狠。回到正題,這些警察和抗議的市長們在地上扭成一團,市長們用代表職權的三色旗飾帶威脅著要把警察扼死,這種事情只有在法國才可能發生。因此每一個上臺執政的政府都會說,我們會對此有點作為,戴高樂如是說道,事實上他並沒這麼說,這是毛澤東說的,我們要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但是戴高樂,我們之後會談到他,他說到底怎麼樣去管理一個擁有四百四十多種不同奶酪的國家?不僅如此,他認為各地擁有不同的文化都具有潛在的威脅,舉個例子說,在法國給嬰兒取一個沒有被官方認可的名字是違法的,至今仍是如此,完全不被允許,領養也不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一個出名的案例中,這家人姓特魯儂,意思是蘋果核,他們想要領養一個嬰兒,取名為尚─菲利普•蘋果核,法國人說,不,不,取這樣一個名字有損於這個嬰兒,你們不能領養這個孩子。還有一些布里多尼人想要給他們的孩子取布里多尼的名字,但是法國政府說想都別想,這並非官方法語。
 
戴高樂已經去世很久,在某些地方已經有所改進,但是巴黎的權利政府各部門的權利仍未改變,他們規定校園生活還有幾乎其他任何事情。在高中裡可以看到很多罷課,我最好回到正題,但還是再講一點。在高中,甚至在初中有很多罷課,為了反對政府的某項規定,比如說要在這個系減少兩百個教師,或者主張一份完全不合理的課程安排。我的兒子他高一,也就是法國高中的第一年,他們堵住交通,直到一個憤怒的司機壓過一個抗議者的腳他們才散開回去吃披薩,這些行動是為了反抗政府的規定。在1980年有一場大遊行,為了支持天主教會作為一種教育機構,這些都是一樣的,是為了反抗來自巴黎的指示和規定,而甘貝塔,你們在書上看過,我之前也提過,他說教權主義就是敵人,之後就有一系列反對教會的運動,在反對教義方面尤其精彩,我之後會談到。
 
所以法國最終變成這樣,許多人視自己為administrés [法語]也就是被治理者,被統治者,不過讓人們來回奔忙為了申請批准,還要在每一份該死的文件上簽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他們視自己為公民前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當然,在後共產國際時代沒有其他國家擁有這麼多為政府工作的人,根據前面提到過的,再談一點補充,這是我自己的看法,你們可以忽視。法國社會運行順利,而在二十或三十年前你會說法國一片混亂,而美國一切運行順利,現在則恰恰相反,完全相反。如果你生病了,除非你很富有,否則你最好是在法國生病,因為社保系統在那確實起作用,甚至有濫用的現象,但是社會保障系統的範圍比我們想的要寬得多,這個保障系統,包括衛生保健,是起作用的部份社會職能之一,而這套體制和稅收,還有別的那些一樣令人不爽。
 
當然,挑戰是-這部份會在日後課程提到,即該如何處理這和歐洲?歐洲想要拿掉這些福利並抹消屬於住在法國所享有的福利,這就是我為什麼投票反對歐盟憲法條約,我鼓勵人們投反對票,我知道除了那些巴黎和里昂的學究們,幾乎沒人支持歐盟憲法條約,而他們在一年前的五月二十九日落敗,就是這樣。回到正題,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假定這樣一個事實,在1870年的二月,一個由君主制主義者控制的議會在農村地區進行選舉,但不僅僅是在布列塔尼,還有諾曼地和奧佛涅這些大的天主教區,我們之後會看到他們想要恢復君主制度。為什麼這一切沒有發生?
 
為什麼法國最後成為了一個共和國?即第三共和國,而第三共和國因治國無方飽受職責和抨擊,但這是一個持續時間最長的共和國,它持續了-取決於你如何判定它的開始時間,你可以在書上讀到,從1875年還是1877年,還是從真正形成共和國,也就是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它持續到1940年六月,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來聽一段歷史,屬於老生常談的那種,是一個關於個人決定的故事。有一個覬覦王位的人,這個人的一生有一個有趣的開始,他被稱為「奇蹟之子」,至於原因我之後會解釋。香波伯爵是波旁家族中人,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期間他是皇室成員,1820年時,他的父親被一個叫盧瓦拉的自由主義者刺殺,那天他父親正在歌劇院,覺得有些無聊,想出去走走,他走出歌劇院,這個刺殺者上前刺了他一刀,從右側刺穿他,這並不是一次無計劃的行動,刺殺者想要滅絕這支皇室成員,波旁家族在1815年到1830年復辟,這些你們很熟悉。
 
所以法國進入國喪,在各地,教堂的鐘聲非常緩慢地響起,因為王位的繼承人去世,也因為這件事情興起了大量反自由主義者的運動。之後,他的遺孀懷孕了,他在斷氣前向她承認曾經有過不忠,但他確實是孩子的父親,他們沒有進行基因測試之類的,但他確實是孩子的父親。法國十分緊張,他們想要一個男孩兒,然後這個孩子誕生了,「l'enfant du miracle」(奇蹟之子),不幸的是他是一個冒失鬼,很可憐的那種,做一個王位覬覦者並不容易,他將成為亨利五世,在法國西部的保皇主義地區,例如南特,他的名號被承認,有人會在午夜在牆上塗鴉,寫道亨利五世萬歲,之後人們在1月21日聚集在教堂,這是路易十六被處死的日子,他們祈禱波旁家族的復辟。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家族覬覦王位,就是奧爾良家族。奧爾良家族,我在這裡用英語寫,這些人有點乏味,他們在1830年到1848年執政,國王路易•菲利普在1848年二月被王室追捕,他被視為進取派,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君主,但他完全是個貴族,他去過肯塔基州,嗜好波旁威士忌,他有一頂保護傘,即他是中產階級的象徵,他在1848年被王室追捕,但他推動了經濟現代化,他並未讓教會重新得勢。奧爾良家族相當聰明,而香波則傻的像磚一樣,大多數時間用來講反猶太人的笑話,以及和他的密友們在奧地利首都打牌,或者在維也納附近的山裡,或者在薩爾斯堡,我猜是在薩爾斯堡附近。路易•菲利普有很多兒子,他們都很聰明,順便說一說,在十年前奧爾良家族遭受了令人尷尬的霉運,這些兒子中的一個,如果奧爾良家族復辟的話,可以說是第三順位繼承人,他因為盜竊被捕,在東庇利牛斯省因為盜竊同謀被捕。
 
回到正題,當法國在戰後崩潰,公社出現,對君主主義者來說,對這些希望君主制復辟的人而言,他們的機會來了,將會發生什麼呢?取笑香波伯爵很容易,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個可憐的傢伙,是一個冒失鬼,但是君主主義者們克服了這點,發起了一場強有力的保皇主義運動,就如我之前表示的,這不僅僅是人們在追溯過去,的確,在一篇由人代筆的自我聲明中,他表示並不想成為舊有政體的國王,他不想把時間倒退回1788年,完全可以把君主制和現代化結合,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他復辟一定會統治全國,你可以想像在巴黎公社後,在大屠殺之後,房屋仍在燃燒,或至少是在冒煙,這時候他來到了巴黎,他不像路易•拿破侖,以前很少到過巴黎,他是從來沒去過。
 
他有一輛馬車,他租了一輛馬車,他像遊客一樣四處轉悠,他去了巴黎聖母院,還去了聖禮拜堂向他已逝去祖先的遺體致以敬意,他拿了他們的骨頭碎片,或至少是瑪麗•安東妮的骨灰,並把這些一直放在他的房間裡,他有自己的隨從,有自己的警衛隊,他有自己的隨從,但仍有很多人信仰君主主義,普通人和農民們熱衷於君主主義,他們分佈在全國各地,尼姆當地有很強的君主主義信仰,它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當然還有在布列塔尼。我一直拿布里多尼舉例子,等會兒換一個。由於波旁家族和君主主義者的密切關係,尤其是正統君主,他們被視為正統君主,他們在教會中,在教會地區有很多肥沃的田地,以後我們會詳細談。他很聰明,想要把教會恢復到他認為在法國應有的特權地位,以及說不定他能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宗教復興運動中撈到好處。
 
於是,每當天主教會看到法國政治格局有重大的變盤,緊接著就會興起宗教復興。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皆然,後者與教會達成和解協議之後,突然間出現了宗教團體的復興,人們斥資重建那些在大革命中被肆意毀壞的教堂,當時人們把教堂大鐘熔化了去造大炮之類的東西,雄壯美麗的著名教堂克魯尼修道院,在馬貢附近,就在這裡,它被毀壞了,人們試著-人們保存了一部份殘餘的樓塔,如作家夏多布里昂所言,「我不知道我們能相信什麼,但我們必須相信點什麼」,然後他屈膝跪下開始祈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那時候舊時代的宗教復興了,而它得益於許多神蹟之類的,但那是我在宗教講座上要討論的東西,那會很有趣的。
 
比如,你去法國任何一個城鎮或村子,會看到被他們稱作佈道十字架的東西,你會發現那些十字架是石頭做的,最早的一些是反宗教改革時期,或是十七世紀天主教改革時期建的,為了贏回為新教徒所占領的地區,也就是里昂一帶,你會發現有些十字架是1815年以後建的,這不奇怪,還有一些建於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就再也沒有了,這些大十字架通常是立在村莊外面的,有些十字架在革命中就被毀了,漢斯就有一個大的,毀於1830年革命,不過多數十字架你都可以研究得到,這是對信仰的圖解,你可以看到日期,他們會標上日期,比如1868年,我們村裡大約有十個這樣的東西,有些只留下了殘樁,但是走過去看看它們還是很有趣的。它們散播得很快,所以才有傳教區。
 
記得我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讀耶穌會高中時,我們必須做退修或者培靈活動牧師,傳教者會走進來大聲呵斥你整整三天,然後人們離開去作告解,我沒有什麼可告解的,要是有就好了。不過那時候的高中--無論如何就是那樣--你必須去做這樣的事情,那是個大型的公共活動,所以它會被亨利五世利用,因為有很多人看到他為他們的信仰回歸而感到高興,但是,如果你要花四十七年去爭奪王位是很不容易的,他做得很艱苦,他出了一場只有王室貴族才會出的事故,從馬上摔下來,斷了一條腿,腿瘸得很厲害,而且由於他只是坐在那兒整日玩牌,飲酒作樂,他變得很肥,有時候他站起來去看看瑪麗皇后的遺物,然後又回來豪賭,他是個有名的賭徒,由於他不是個打牌高手,他的警衛隊把他看作大肥羊,不過他把「世襲君主政體」當作是唯一的避風港,那是很有宗教色彩的,它可以拯救法國。比如他只說強大權威的好處,卻避而不談明智審慎的自由,而除了教會,他的力量關鍵要靠貴族。
 
可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得到一個貴族頭銜對他沒有任何好處,而且人們很容易把這種老式的貴族看作留著很長的指甲、喝著美味的葡萄酒,在凡爾賽或者別的地方的公園裡,追求別人的情婦和妻子的那類人。其實貴族們變成了公司董事會主席們,而且他們保留了舊政體的陋習,據說以前在土魯斯一帶,如果一個貴族唱完彌撒曲之後宣稱最好能有一點木柴,他就可以越過松木林,看到農民們唯命是從的,農民們把大捆木頭馱到他的豪宅,在復活節那天,這大人物或許會賞點小錢。
 
不過,總體上這個國家還是戰勝了貴族。而且你仍可以當任何地方的伯爵或公爵,但你無能任意調集物資給當地人,除非是相當侷限的小地方。國家贏了甘貝塔,一個英年早逝的聰明人認為,法國能成為共和國是因為大部份人想要有一個共和國,他們不要君主國,那就是全部理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選舉證實了這一點,當時甚至有一群貴族相信人們會選擇君主制,相信如果人們有選舉權,他們就會投票保留君主政體。有的地方如尼姆,似乎是保皇黨的地盤,我順便寫一下這個詞,尼姆若是古法文,i後面會跟著一個「s」,而在現代法文,這字母上面載了頂小帽子,不管它,但這件事不會發生,因為最終大多數法國人不想要君主政體。
 
但是老香波做了什麼呢?災難來臨的時候他還沒準備好,他發表了寫得很糟糕的宣言,揚言要支持「教會的自由是靈魂安寧和世界有序的首要條件,保衛教皇是保衛國家榮譽、國家榮光最無可爭辯的理由」等等等等,但是他的弱點,人性的弱點是個大問題,而且他的弱點確實很多,還有他的智力界限也令人沮喪,他是個固執於自己原則的人,不管原則是好是壞。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生的時候處死了老路易十六,波旁王朝的白色旗幟,樸素的波旁白旗,有時上面也會有鳶尾紋章,這些統統都換成了紅色白色和藍色的旗幟,三色旗。1789年為了紀念波旁王朝而加入了白色紅色和藍色,則是巴黎市的顏色。
 
最後香波拒絕妥協,即使他的顧問說,看,我們可以成功,只要你同意接受法國大革命的三色旗,雖然那殺死了他的家人。他不肯,於是他們想和奧爾良家族交易,奧爾良家族生了一個又一個的孩子,但香波沒有孩子,那麼如果他能當上國王的話,他死了以後誰來接替王位呢?於是他們提出一個交易,你可以當國王,直到翹辮子--這不是確切的原話,然後奧爾良家族掛著紅白藍三色旗接手政權。令人欽佩的是,他說,「不,如果不守我的原則我就是-」好像他本來不是那麼粗野,那麼殘酷一樣--「一個大胖瘸子」,於是他回到他的城堡,回到反猶太人玩笑和他的牌友身邊,所以,法國蹣跚進入了「道德秩序」的時代。道德秩序共和國,你可以讀到它的細節,雖然不太吸引人,但我們會越過這些進入更有趣的話題。
 
1875年有個憲法修正案,本質上--它在一次議會投票表決中一次就過關--本質上把法國變成了共和國。1877年麥克‧馬洪元帥,他參加了普法戰爭--你可能覺得那不是一個常用的法國名字,愛爾蘭對波爾多有著很強的影響力,其實有種波爾多葡萄酒就叫朗基巴吉,朗基就是林奇,是個愛爾蘭名字,不過麥克‧馬洪是法國人,他是個元帥,後來成了法蘭西總統。1877年5月16日,他想要推翻政府,基本上問題就是責任在誰那裡,這一點也不有趣,他沒有成功。法國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給共和政體打下基礎,因為大多數法國人想要共和政體,這看似是最不會導致法國分裂的政體,甘貝塔稱它為新階層,或新社會階層,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工人們顯然不想要君主制,而在法國許多地方,尤其是南方,很多農民確實支持共和,於是法蘭西成為了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很大程度上就等同於巴黎,由於懼怕個人獨裁、懼怕出現另一個拿破侖,或在那之前出現另一個羅伯斯庇爾(雅各賓派政府的實際首腦之一),或另一個拿破侖三世,為防萬一,他們將行政權定得非常弱,權力在議會院中,在立法議會手中,總統就是個會議召集人,他想辦法讓人們做正確的事情,這是個政治俱樂部,人們表面親熱,即使他們與對方的政見相對立,他們用非正式的名字平稱對方。
 
而儘管進行了去中央集權化,但並不代表國家不強,或者國家做不了影響普通人生活的決定。其中最有爭議的決定,最終在1905年-如果不算參戰使得上百萬人被殺,是政教分離,那就是一個極度中央集權政府的後果。中央在巴黎,正如我反覆說的,但將意志強加給各省,無論是好是壞,並且一邊沿著火車軌道、沿著大路、沿著集權的筋脈,從巴黎向外省擴散,作為施展抱負、施加影響和施與恩惠的辦法。總之,國家變成了施與經濟、金融文化和政治恩惠的新方法,它代替了貴族階級,地方貴族代替了教會、代替了大多法國人所不想要的君主制。下次我們要講認同,要講我最喜歡的一個話題-城鎮和農村學校所扮演的角色,下次見。

 

 

第4節 一個國家?農民,語言和法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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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對於人們開始認為自己是法國這國家的一部分,特別是對法蘭西民族認同的不確定癥結,往往被解釋成是以犧牲地方方言來促進法語現代化為代價。事實上,法國身份在農村的發展可以視作是早已存在的持續性當地特色文化傳統,特別是當地方言。理解法國身份必須連結大都會中心的官方論述和獨特的鄉間習俗,而不總是以前者超越後者的高姿態來詮譯。

 

閱讀作業:

無。

 

第4節 一個國家?農民,語言和法國身份

 

2007年9月17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要講兩個重點,我會安排好講課時間,最後我一定會講我最想講的,就是學校及其在身份認同感形成中的作用,但是首先我想講一個問題,這曾是歷史學上的巨大爭議,法國人在什麼時候開始認為自己是法國人了?然後我會具體地講解學校在這其中的作用。我想我今天最好也講一下法國現在的學校,因為在旅遊業發達的今天,身份認同感是比較難保持的,所以我最後也會講一講法國現今的學校。我一定會講,因為我喜歡教育話題,我還會重複一些我第一節課講的內容,但很多人第一節課沒上[耶魯開學初可換課]。

 
所以這裡的Problématique [法語],也就是要探究的問題是,法國人什麼時候-法國的大部份人口,或全部人口,開始認為自己是法國人而不是其他身份的呢?我第一節課提到1789年法國約一半人口說法語,1871年法國約四分之一人口說法語,於是單憑一個人說的語言來判斷他認為自己是什麼身份,是沒有足夠根據的。我舉了一個例子,阿爾薩斯人說德語,但他們中很多人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在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大部份地區,在1871年被割讓給德國之後。
 
很久以前曾有一本書,由我的一個朋友所著,不幸剛過世不久,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名叫尤金‧韋伯,他提出了一個觀點,有些人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並不茍同,但某種程度上這已經變成一個準則,或者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真理,一個關於法國國民身份認同感的真理。他的觀點是,1880年以前,共和國扎下根基前,法國的外省地方,特別是法國鄉村,特別是法國南部人們完全沒有法國人身份的概念。
 
約1864年,有人-若我沒記錯,來到洛澤爾省的一所學校,洛澤爾省是法國人口最少的省,現僅有約77000人,那個人問學生們,法國是什麼?學校裡的學生對此完全沒有概念,這本書列舉了各種證據支持那時的法國是野蠻人,他如此形容人們,認為那時的法國只是一個迷信封閉的農業國家,而「文明」,這個詞帶引號,還有國家的身份認同感,只能通過所謂現代化的動力來到法國,這是社會學家們說的現代化理論。這可能是最糟糕的理論了,雖然我這麼說,但我對故去的朋友韋伯仍是懷有敬意的,我們曾經為此爭辯。
 
而帶來變革的三大動力,你們已經聽過一些了,根據韋伯的說法,鐵路交通是農民變成法國人的第一動力,就是從巴黎延伸出的鐵路幹線,所有的鐵路最終都是通向巴黎的。第二個動力是徵兵,教會了布列塔尼人、加斯科涅人甚至法國中部人的利穆贊人,雖然只教男性,強制他們說法語。第三個動力是學校,也就是法國人的識字率大幅度提高。
 
19世紀期間男性的識字率曾遠遠高於女性,而這個差距在19世紀期間打平。到了1900年,法國大部份人都能讀寫,我們從何而知呢?其中一種方法是,歷史學家嘗試通過看徵兵記錄來衡量過去人的識字率,或者是觀察參加重要儀式的人,出生儀式、婚禮、葬禮,看他們是否會簽自己的名字,還是只是畫了一個叉。畫叉說明他們不會寫字,當然還有別的方法得知這方面的信息,如研究學校的記錄等,所以這種對記錄的基本詮釋對很多人來說是很有說服力的。像我那天說的,1914年時 布列塔尼人-布列塔尼語是與法語完全無關的一種語言,布列塔尼人在1914年能為國征戰,後來會唱國歌馬賽曲[指會說法語],在軍隊裡,語言的作用是個有趣的主題,以奧匈帝國為例,要看統計的方式,奧匈帝國至少有12個主要的民族或國籍,要在軍隊裡有一定地位,而從軍更是提高社會地位的途徑,要做軍官必須會說德語,要做官僚或老師,在奧匈帝國的大部份地區必須會說德語。
 
這個理論同樣適用於法國。傳統的觀點是,這些學校的老師們,當他們漸漸地把聖母瑪利亞從學校的牆上抹去,換成共和國的國家象徵瑪麗安娜時,這些老師們也在將法語傳授給所有孩子們,由此使法國變更加文明,法國的農民也由此成為了法國人。這只是一個傳統的觀點,而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只想要細講這一觀點,然後藉鑒一些我的朋友,尚•弗朗斯瓦•夏奈的研究,講一下學校在19世紀後半期的作用,然後講講學校現在的作用。因為我說過,我覺得很有趣。
 
時間背景對理解這課課題是很重要的,在我們嘗試去假想這樣的假設,或許也有些武斷,我們假想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在何時滲透了法國的每一個省,科西嘉島是個例外,那裡的情況更加複雜,所以時間是個重點,但回顧一下第一節課的內容,從法國的地圖來看,1871年各個地區都說什麼語言呢?而1789年各個地區又是說什麼語言呢?很多地區現在說的語言都不一樣了,大部份都不一樣,這意味著時間背景在理解這一切時很關鍵,我那天講過這個了,不過沒關係,我們再講一次。在北部弗蘭德斯,很多人說弗蘭芒語,再來看看洛林,曾被割讓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大多數人-我們講一戰起因的時候會更詳細講解這一部份,講一種德語方言,跟弗里堡[瑞士城市]的方言相似,薩瓦在1860年被割讓給法國,那裡的人說薩瓦語,一種與義大利皮埃蒙特語很相近的方言。
 
語言是很有意思的,19世紀六、七十年代義大利統一的時候,梅特涅曾說過,義大利單純是個地理名詞,在義大利所有人口中說現代義大利語的只佔百分之五,就是托斯卡納語[義語的前身],或佛羅倫斯那邊的方言。南部這裡的人說普羅旺斯語,普羅旺斯語是真正的書面語言,曾經在一個叫萊博的地方,隨詩歌復興,這裡後來變成了一個像迪士尼樂園的地方,一個坑錢的地方,南部的很多地方都是這樣。我們來看朗格多克,這裡的人說奧克語,他們說Languedocien[法: 朗格多克語],還有奧克語的各種方言,以及其口語的變體。在奧佛涅,人們說奧佛涅的方言,這裡的人說加泰隆尼亞語,這裡的人說一種受西班牙語影響的方言,這裡的人說巴斯克語,它基本是獨立的,除了跟匈牙利語和芬蘭語有一點點關係。這裡的人說加斯科語,我之前舉過人們說方言的例子,甚至在諾曼地,就此而言,甚至在羅亞爾山谷這裡的人說布列塔尼語。
 
有一本很好的書,如果你們想寫,這個很適合做論文題目。這本書的名字叫《傲慢之馬》,由一個叫赫利亞斯的人所作,他用布列塔尼語寫成,先譯成法語,再由法語譯成英語,寫的是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菲尼斯泰爾省成長的故事。菲尼斯泰爾省是全法國最「布列塔尼」的省,這本書寫的是當那些外地人,也就是法國人,來到之後發生的事。他們開始稱呼法國人為「柯達人」,因為他們帶著柯達相機,於是他們就成了柯達人。教堂決定破除人們這些荒謬的迷信,布列塔尼的人們相信摸雕像可以治病,最荒唐的迷信也許是一個假想的聖人,叫聖人不尿尿,所以如果你摸了它或向祂祈禱,你們應該都想到了,你的尿道感染就治好了,不尿尿嘛!
 
教堂派來牧師,他們本該用法語在布列塔尼講道。這已經是20世紀20年代了,這又一次說明事件背景是很重要的。還有一個關於牧師很滑稽的故事,我想我還記得,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彌撒進行到一半時,牧師轉身說[希臘語],意思是我主慈悲,然後他再轉過來,所有布列塔尼人,特別是布列塔尼小孩子們,他轉過來說這句話的時候引發了陣陣大笑,因為恰巧這句話在布列塔尼語裡意思是「好多馬車啊」,他們都嘲笑牧師。
 
這說明與布列塔尼人的交流曾經是失敗的。在過去,人們認為布列塔尼人都是土包子,沒受過教育的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法國人,因為他們法語說的不好。當然布列塔尼人後來大批移居到巴黎,你在蒙帕納斯車站一眼就能看見的是,直到今天,是布列塔尼社會援助辦公室,布列塔尼人都住在巴黎蒙帕納斯車站附近,這就是為什麼附近許多咖啡館都以布列塔尼小鎮命名,例如聖布里厄南特、迪南,諸如此類的城市名。
 
時間背景在這裡又起什麼作用呢?韋伯完全錯了嗎?不是,這取決於我們討論的是什麼問題。如果你說的是羅亞爾人何時開始自認是法國的一部份,答案是17世紀或者18世紀,而法國大革命促使了發生在西部的內戰,這實際上是雅各賓黨,就是以巴黎為中心的法國人與說方言抵抗者的戰爭,他們打著宗教和貴族的旗號抵制法國中央政府的影響,如果你說的是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被路易十四征服,如果可能,路易十四甚至能征服懷俄明州。17世紀時他們也認為自己是法國人了。
 
所以身份認同感是可以同時擁有的。人可以有多重身份,平時你們自己也同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以僅僅是參照一個國家的身份認同感是沒有意義的。有一段史實,就不能過於概括的解讀這是一連串事件,不屬於這門課的內容,就是1848年革命在年發生了一場大革命,而一開始在巴黎發生的城市革命,在魯昂、里摩日、里昂等城市,最終變成了一場農民運動,西部和中部人民更多,是發生在法國南部的一場運動,它結束於1851年,當路易•拿破侖,他後來稱帝成了拿破侖三世,他發動了政變。在1851年12月2日,人民一覺醒來發現變天了,但後來發生的事情不用記筆記,但瞭解是很好的,是這促成了19世紀法國最大的全國起義以保衛共和國。很多秘密社團的成立都與此有關,我曾讀過我一個鄰居的曾曾曾叔父的審問記錄,他曾因保衛共和國而被捕,他的審問過程必須從方言翻譯成法語。
 
所以在這些省我不會每個都講。從東庇利牛斯省到奧德省、到熱爾省、埃羅省、熱爾省、下阿爾卑斯,現在稱作上普羅旺斯阿爾卑斯省、得龍省、阿爾代什省,這些地方都發生過保衛共和的起義,而起義的大部份人是農民,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會說法語,而參與政治是建立國家身份認同感的形式,他們在為法國共和而奮鬥,一個很諷刺的事實是,比如加泰隆尼亞的人們用加泰隆尼亞語起義,他們說加泰隆尼亞語,從雅各賓派的左派視角來看,左派的觀點認為他們的方言是與文明進步是對立的,人們認為文明的進步以法語為象徵。
 
所以這裡的關鍵是時間背景。就此你可以說,這一大片地區是非常落後的,儘管我對這個詞很反感。利穆贊省,這裡的這些省份-不一定要知道省的名字,但克勒茲省科雷茲省和上維埃納省,我曾經在上維埃納省住過,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它,但這些地區,起義那時比1880年早得多,那時他們也沒有鐵路交通,沒有徵兵,所以不能像在學校一樣學法語。
 
還有許多方面的東西可以解釋身份認同感,這個複雜的問題。現在有這樣一個趨勢,相信事物都要經過現代化進程的人,也就是所有事物都要經過現代化,認為歷史是由鐵路建設推動的,人們關心的僅僅是是火車交通何時到站,而忽略了居住在沿途的人。我的一個朋友曾說過,「記錄遺留者的歷史十分困難」,這句話常常纏繞著我的心,落後的人們沒有意思,於是不應該研究他們,但實際上,公路-18世紀時公路的增加,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期公路建設的改善比鐵路更重要,它使法國成為一個整體。
 
此外,我們來看法國經濟的擴張,再次強調,我們要帶著時間背景想問題,不用擔心細節,腦子裡想著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就好。法國經濟飛速擴張是在19世紀二、三、四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也有擴張,因為那時法國鐵路網開始建設了,但公路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公路把人們帶到城裡,使他們有了法國的概念,讓他們瞭解政治,而這些起義的省,1851年共個18省起義,這些起義的人曾是農民,他們放下農具跑過農田,在軍隊來時扔下他們的乾草叉和獵槍,但每個起義的人,他們真正的共同點是他們都來自世紀二、三十年代,因公路發展而活躍的商業活動地區。
 
但鐵路也是重要的,法國人第一次坐火車是到朝聖之地盧爾德,這我們下回再講,但重要的不只是這些,如果只關注所謂現代化的東西,像法國高速鐵路或者那些糟糕的,從紐黑文去紐約的火車,你會錯過很多其他過程,所以時間背景很重要。但在1914年時,軍隊裡布列塔尼人真的瞭解法國?真正瞭解他們為之戰鬥、犧牲的國家?如此武斷認為是沒有根據的。當然法語在布列塔尼人中傳播開來了,經歷過戰爭後,那些倖存的人都會說法語了。他們很幸運,不屬於那150萬戰死的人,但這個過程是隨戰爭一同發生的,戰爭之前並不一定是這樣。而且,僅因為一個人不會說法語就說明他永遠是個落後的人嗎?
 
我曾研究過1905年里摩日的罷工還有之前的歷史,其中的工人對抗的是像哈維蘭瓷器公司這樣的大公司,這又是另一回事,美國哈維蘭瓷器公司,他們高呼著「社會共和國萬歲」,不是用法語,而是一種方言,一種利穆贊的方言而不是法語,這意味著他們不是法國人嗎?不,這不能證明。這說明他們的身份是屬於法國某個地區,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重身份,所以這看似簡單的問題,法國人何時開始有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其實是非常複雜的,那麼科西嘉島呢?那裡有7%或8%的人口,這只是猜測,他們不想變成法國人,有時候科西嘉人還會炸公寓大樓抗議,遊客在八月來科西嘉島旅遊,某種程度上我不是支持炸大樓,但他們不喜歡八月遊客是很正常的,南部簡直要被遊客擠爆了。所以身份認同感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而布列塔尼的例子是很典型的,法語漸漸以這個方向傳播。但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仍然有很大一部份人口在日常生活中說布列塔尼語。
 
再說句離題的話吧,我有好多故事。那二戰之後呢?在我上學前人們說什麼話?方言是什麼時候消失的?我一直對此很感興趣,因為我住在一個僅有391個人的小村裡,這是個古老的小村,當教堂的鐘聲緩慢而悠長的敲響時,便是村裡又有一個人永遠離開我們了。很不幸,在南部,在法國的這個地區,在阿爾代什省,也稱作下維瓦萊山,無所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是說方言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年老的人們相互之間也是說方言,在20世紀的四、五十年代我認識的老人們,包括我的球友,我們玩法式滾球,喝點霞多麗白葡萄酒,我不應該告訴你們的,我們一邊喝點霞多麗或者茴香酒,有時喝點小酒[法],其實不是有時,而是整天都在喝[法]。玩球的人,我朋友已經80歲了,他聽得懂方言,但他不會念、不會寫,我讓他幫我修改我用方言從書上抄下的一些句子時我要把它翻成法語,而他不會讀,所以這方言消失了。
 
但是在奧佛涅大區,奧弗涅是指這裡的這些省,我不會全部講,但包括康塔爾省、上羅亞爾省等等,還有這裡的多姆山省,可能還有阿列省,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很多家庭還是說方言的,於是這經典三角關係,也就是父母、學童與老師的關係總是與語言有關,因為父母感覺到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他們法語說得沒有方言好,這不是19世紀,而是20世紀60年代,在科西嘉島仍然有人說科西嘉的語言,但基本上人人都會說法語,甚至在我那天提到的電影裡面,《戀戀山城》,拍電影前他們要先訓練其中一個主演丹尼爾•奧圖,他要先受語言訓練,儘管他來自阿維尼翁也要學普羅旺斯口音,但這是不對的,因為20世紀20年代,當他飾演的角色從一戰回來時,他們說的應該是普羅旺斯語而不是法語。
 
那麼-我都要沒有時間講了,那麼大學呢?法國過去20年發生的一件好事就是,我曾經提過戴高樂想像踩碎葡萄一樣打壓方言,但現在發生的是大學正非常積極地提供方言的教育,方言是地區身份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地區身份與法國人身份並不是對立的。南特大學,一個非常右翼的大學雷恩,特別是雷恩大學教布列塔尼語,於是布列塔尼語曾經在那裡復興,再如佩皮尼昂大學,加泰隆尼亞研究專業很強,在土魯斯也有一所很好的大學,儘管城市風景如畫,但大學卻很爛,而且2001年時還發生過大爆炸,爆炸在2001年秋天發生,我們都在那裡,而在美國發生了更恐怖的爆炸,你們都知道[指911],整個校園都被這場爆炸震動了,當AZF化工廠爆炸的時候,但在那裡,奧克語的教學復興了,這種快要消失的朗格多克語言,諸如此類。
 
現在我們的觀點不能那麼絕對了,一戰前不是人人都有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各種現代化的動力也不一定是使得法國人開始擁有身份認同感的原因,我們要承認的是,法國人有著強烈的身份認同感,但是我能-這課講完的時候我也許會落淚,因為我很害怕這些地區文化會逐漸消失,這也許與旅遊業有關。如果真的發生,那實在是很遺憾。地區文化如,車牌的尾號,即每個省的編號等,我之前提過,這都有可能消失。如果你們去過法國或其他地方旅遊過,知道米其林旅遊指南,還有美食指南,某種程度上讓人們更關注地區文化,這些指南把地區的特色和飲食的獨特之處向旅友們展現出來,有的地方被捧得很出名,現在若你想在某地區的特色餐廳吃飯,每個人要價250美金,有的餐廳還特別宣傳了他們食物的本地特色,這也許可以與單一的法國文化相背。讓他們百花齊放吧!
 
講講學校這方面吧!當然,韋伯像其他人一樣是對的,學校對身份感的建立有很大影響,而學校校舍的歷史也很有趣。基本來說,1833年之前,我等一會再解釋為什麼是1833年,不論是什麼教育都可以總結出兩條規律,或者是三條。第一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比男性少,第二是很多老師是流動的,在學校間走動的,有的老師在城市間奔波教一兩個月的書,有些資財充裕的村莊會成立學校,充分利用這些流動的師資,但當時在教會,學術教育和通俗的大眾教育主要是由天主教教會控制的。
 
那麼,法國人口的5%是新教徒,講到德雷福斯冤案的時候我們再詳細講。在18世紀的許多村子裡,牧師常常是村子裡唯一識字的人,而他閱讀的範圍常常僅限於聖經,重複著他作為牧師要說的話,但教會和負責教書的修女們在法國的很多地方真正控制著教育,在那些仍然遵循著舊式的宗教的地方,教會控制著當地的教育,而在1833年頒佈了一條法律,叫做基佐法,基佐是一個尼姆的新教徒,他並不是個Rigolo[法:愛說笑的人],他並不隨和,不是那種一塊兒喝幾杯啤酒或七喜的人,他還是個新教徒,所以他想把教育的控制權從天主教教會手中奪回。於是在基佐的影響下通過了一條法律,法國的每一個村莊,所有法國三萬六千個市鎮都必須有一所學校,但現實是很多村莊因貧困而資金不足。
 
特別是在我們村裡。我要提一下,是因為我曾研究過那裡的教育學校,從一個租房搬到另一個租房,但1833年很重要,因為學校老師從此有了官方機構的公章,老師只能用法語教書,你們該如何知道那時的老師都有官方機構的公章了?這意味著什麼?我對其中的意義很好奇,為了看清老師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我做了一些研究,我之前說過,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出生、受洗、婚禮和葬禮都需要見證人,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這個權利由政府掌握,不再由教區掌握,所以需要有人見證這些重要事件,需要有人證明,「我看見了孩子出生,我在此簽名為證」。通常在小村裡,這是由某個地位顯要的人完成的,會讀書寫字,也許是你富有的叔叔或某某家富有的叔叔,因為他會簽名,而你的表弟他也許不會簽名,但他畫叉畫得挺好,如果你鼓勵他的話。
 
我開始閱讀1833年後的名冊,只讀了一天,那就夠了,看了出生、受洗婚禮和葬禮的記錄,我看到的是一個個學校老師華麗的簽名,儘管這不是老師的義務,老師總被選作證明人,說「我看到這個孩子了」、「我見證這對夫婦」、「我見證這具屍體」。這意味著什麼呢?至今法國老師簽名仍然是華麗的花體字,而我的孩子們寫字很難看,像我的字一樣,我的孩子學不會花體字,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老師是有最低工資的200法郎,很微薄的工資,有的人用蘆筍當工資補貼他,或者菊苣菜或者蘋果,或者根本不給他補貼,太窮困的家庭可以免去學費,不用花一分錢,老師只能勉強過日子。雖然老師不像市長那樣有個紅白藍的飾帶,但老師代表著國家,代表著當局機構,最重要的是,代表著國家的威望。老師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學校牆上的聖母瑪利亞的一種挑戰,那些都是公立學校。
 
在1850年,這不屬於這門課,但沒關係,有一條法律叫法盧法,不重要,不用記,《法盧法》實際上是對教會的妥協,路易•拿破侖把控制權交給教會,而在法國的部份地區人們依然篤信宗教,宗教在個人和集體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仍像舊時一樣,仍然有人傾向於成立教會學校。
 
在法國北部,你讀《萌芽》的時候,你會想像舊時的比利時修女戴著那種巨大的帽子,仍在學校教書。修女們有一點文化,雖然水平不高,但她們竭力教好書。18世紀的法國神職人員素質是最高的,19世紀的神職人員素質較低,孩子們有各種途徑得到教育。
 
但父母卻常常不想讓孩子上學,為什麼呢?因為母親們掌管著家庭經濟,要有足夠的錢才能養活一個家庭,對大多數人來說,不只是工人和農民,要讓他們明白教育的長遠利益是很難的,他們只想讓孩子學會基本的讀寫,不明白教育帶來的更高層次長遠利益。
 
例如,我手頭上有一些曠課的數據,這些數據很有意思,這些數據很清楚地顯示一旦糧食豐收,如法國東南地區的絲蠶豐收或是香檳地區葡萄酒豐收了,勃艮第或波爾多或朗格多克等產酒地,或七月開始的作物豐收,通常是穀子,孩子們那時就不上學了,因為家裡需要他們,但學校和父母間總有種矛盾,父母們說,「我女兒該上CP了」或「我兒子該上CP了」,CP即小學一年級,「但他或她要幫我照看家裡的小牲畜」。年齡大點的孩子就照看大型牲畜,就是這樣。
 
大孩子們要去放羊,就是把羊帶到山上吃草,我們現在也這樣,每年我的孩子們去郊遊,總有一個是去放牧的,跟羊群到山上去,當時的父母不願意把孩子送到學校去,但在法國,查爾斯•索韋維納的書寫道,法國立法保證初等教育,像義大利一樣,像德國和英國一樣,法律規定父母沒有選擇,沒有選擇[法],孩子必須上學,孩子上學一直要上到11歲或者12歲,這裡的觀點是關於這條法律如何施行的,觀點中這些老師,這些男老師,後來女老師越來越多,但這是後來,老師這個職業-我們下回再講這個話題,變得像商店店員這個職業一樣,女店員漸漸變得比男店員多,當老師成了農村女孩子或工人階級女孩找工作的一條路子。
 
但這裡的觀點是,這些老師,法語裡叫IntitsInstituteur的縮寫就是老師,這些小學老師沒有人上過Lycée,就是高中,幾乎沒有人上過高中,直到19世紀的後半期,是這些人在教授法語,當時的人就是這樣學法語的,幾乎各地都有這樣一個故事,在學校裡,即使是休息的時候有人不小心說了一句方言,那個人接下來的時間都得緊握著某個奇怪形狀的物體或硬幣,直到另一個人不小心說了一句方言,這是在開玩笑嗎?事情不應是這樣的。
 
尚‧弗朗索瓦‧夏奈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開始研究學校和學校的老師,他的研究從調查開始,我讀過一些調查中詢問這些老師,「你想為自己做些什麼?你想為你的村莊,你的學校、你的孩子們做些什麼?」他們會填調查表,但這些人他們知道自己填的表會被上級看到,這個社會是等級森嚴,高度集權的,如果他們填「孩子們基本上不懂法語,我們討論拿破侖的偉大戰事,但用的是奧佛涅語」,一種方言,或用朗格多克語或加泰隆尼亞語,他們就給自己找麻煩了。
 
所以調查得偷偷的進行。在夏奈深刻研究這些地方之後發現,地區的身份認同感仍然非常重要,著名的法國地圖,或法國在世界的領土版圖,在19世紀90年代,即新帝國主義時期後,法國已佔有殖民地塞內加爾和現在的馬利共和國,或留尼旺或任何地方。但是你一定要限定在一個地區來看,所以當時他們研究就從一個地區開始,如果他們來自蒙彼利埃或者蒙彼利埃附近的地區,那麼這地域就限定了他們的身份,而認為他們沒有用方言教書是不合情理的,他們一定使用著本地語言或方言,就像如果一個人法語說的不純正,或者不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就完全沒有作為法國人的資格一樣。
 
所以學校是非常重要的,老師教的內容可能是孩子們必學的,至今仍學習的內容,如法國國王等等,翻來覆去的學,不過他們用方言教學,也許在法國北部,人們總是提起這條南北分界線,聖馬洛到日內瓦,在這兒,而法國的南部是這些方言頑固地存在的地方,我沒有貶低方言的意思,南部是方言發展得最好的地方,這種雙語現象會繼續。
 
而且,很多認為這些外省很落後的觀點都是巴黎人或者軍官們寫的,例如一個軍官在街上遇到一個農民,他問,「你能告訴我什麼什麼事情嗎?」而這個農民完全明白他在說什麼,但他認為這個人說法語,一定是個收稅官或是軍官,諸如此類的,農民便神秘地朝他笑笑假裝不懂法語。不過是個神秘的笑容,軍官回去就寫道,「天啊,這裡的人完全不懂法語,他們落後得無可救藥了,他們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是土包子,是鄉巴佬」,諸如此類。
 
但總體說來,我之前說過,校舍環境漸漸改善了,學校有了更多的資源,想不有也不行,城鎮對教育的投入更多了,女校成立了,女性的知識水平迅速提高,這在左拉的另一部偉大的小說裡也有體現,這書叫《婦女樂園》,是有關一個百貨商場的故事,是根據巴黎的樂蓬馬歇百貨商場改編的,這些年輕女孩的工作狀況很悲慘,她們睡在宿舍,宿舍對她們有著嚴酷的規定,但要得到這樣的工作,她們必須會算術,會讀書,會寫字。
 
這反映了女性的知識水平在這段時期大幅度提高了。但不變的是學校老師的威信,他們保持威信,不僅由於他們代表國家身份,他們還代表地區的發展前途,他們教導法國的未來棟樑讀書寫字,那麼現在,我想最後十分鐘你們會覺得講這個比較有意思,因為我講了我想講的內容,控制了自己,沒有過多的舉例,現在我們講講當今的法國,因為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法國南部地區,特別是那些全年充斥著遊客的地區,他們要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而不僅僅是北方人來度假的景點,遊客還來自比利時和德國還有荷蘭,基本上就是法國北面的地方,他們來法國南部旅遊,學校必須繼續發揮傳統的作用,代表著不同地區的不同身份。
 
來自內布拉斯卡州的同學,我妻子就來自那裡,從愛達荷州或俄勒岡州來,我是從俄勒岡州東部來的,或者從懷俄明州這些地方來,你們就知道學校被迫關閉的過程,因為學生人數不夠。在1851年,法國三分之二的省份,在1851年的法國三分之二的省人口比1939年多,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驟降的出生率,我以後會講這個,法國的大部份地區人們停止了生育,就是這樣,很突然,或者他們生2.1個或1.8個寶寶,實際操作有點難,但這是數據嘛!第二個原因是大遷徙[法]或大移民開始了,那些失去了生存資源的人們,例如山裡的人們,絲綢業或葡萄酒業崩潰的員工,講到根瘤蚜病的時候我再詳細說,不用記筆記了,你們也不會拼。大批農村人口離開了農村到了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省,1900年時人口已經停止增長了,如果不是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人來到法國,法國人口甚至會下降,都不會維持原來的水平。
 
法國的很多地方,我會說,在三萬六千個市鎮裡,大概有一萬或一萬二的市鎮在二戰後有了那種只有一間校舍的學校,而這種單間校舍的學校,在電影裡看過,在美國也有,在只有一間校舍的學校裡,所有年級的孩子都由一個老師教,我的孩子有幾年也在這樣的學校裡讀書,這對孩子的成長很有好處,在法國小學有一到五年級,叫做CP1、CP2等等。如果最大的孩子很聰明,就會幫助年紀小的孩子學習,大家都在同一個學校裡。
 
在人口減少的年代他們嘗試建立單性學校,就是男校和女校,但這成本太高了,因為這是國家出錢的,市政府也出一部份,於是他們就只成立了一個學校,法語叫Classe unique,而這是非常好的成長方式,一間教室裡有小貓有小狗,大一點的孩子們在考前復習,還有高中文憑,現在已經不發了,取得高中文憑就證明你已經讀完相當與美國的五年級,如果這學校還有幼兒園的孩子,角落裡可能還有一個孩子在撒尿,真的,這麼些事情都發生在一個教室裡。
 
我們班裡,一隻母狗在數學課上生了隻小狗,就在我們班上,而所有的考試都證明上過這樣學校的孩子考得跟別人一樣好,實際上考得更好一點,比起那些上正常學校的孩子,一年級的孩子坐在一年級教室,二年級的坐在二年級教室,還有資優班那些,望子成龍的家長擁破頭要把孩子弄進去的班級,各種各樣的體制安排,你們也見過一些,雖然經營這樣的學校很貴,但逐漸地,單舍學校關閉了,在1975年和大約1990年之間,在法國有一萬間單舍學校關閉了,而這樣的後果是,學校的老師失業了,但其中很多老師可以在其他職位工作,但這意味老師們要坐很久的公車去上班其實以前也是這樣因為很多省份的高中數較少去學校上班得坐公車諸如此類,單舍學校關閉是很遺憾的,因為這些學校對孩子成長很有好處,這些學校的消失意味著區域文化或者村莊文化的一部份也將消失。
 
我舉一個例子,也是我們村的例子,比較有意思,當時我們面對這樣的局面,學校要不跟另一村莊的學校合併,我們討厭的競爭對手,或者關閉,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到哪裡去上學呢?有一天老師讓我們在市鎮大廳,集中在Mairie[法:市鎮大廳],而我們家長很多時候都會在結束時喝雅文邑酒[一種葡萄酒],我很喜歡這樣,而家長和老師都是很好的朋友,即使不是很好的朋友,也可相處得不錯。但記住我說過,學校的地位,學校代表著法國,是村子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原則上學校教授法語,提供教育機會,讓人們能在郵局、或者火車站、或者在百貨商場找到工作,不論是在巴黎、阿維尼翁或土魯斯。有一天市長把我們召集起來,那時候的市長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只是認識他,他戴著他市長的飾帶,他說話用著尊稱,而非平稱。他說話很正式,我們的老師很緊張他說:「天啊,太榮幸了,市長先生」我們都看著他,「你在說什麼啊,市長先生要聽取我們的意見了,他要在這裡跟我們談話了」我們都有些緊張,因為學校可能要關了,我們那時開了個有點違法的食堂讓孩子吃飯,這樣家長就不會把孩子送到另一個學校去,有一段時間我們學校只有九個孩子,我們可能要被迫關閉了,我們都有些緊張,然後市長說,「朋友們」,可我們不是朋友,他說,「我們今天相聚在此,來討論我們怎樣把上頭騙過去」,他一說欺騙上頭他就成了我們的同盟,因為我們要讓這個午托班開下去,這樣更多孩子就能留在我們學校。怎麼做到呢?
 
那時我意識到學校與人民的關係全變了,學校仍然代表國家,但這個體系很殘酷,可能你才四年級,你的老師就打電話跟家長說,「你的女兒什麼都不是[法]」。這曾經發生在我女兒的一個朋友身上,你女兒她什麼都不是,她必須停學去做卑賤的工作,因為她不可能升學繼續念書了,家長和老師開會時氣氛總是很緊張,這體系太殘酷了,但這教育體系是外界與鄉村的聯繫,它代表著法國的未來和法語這門語言,我們已經詳細講過了,而我突然意識到現在都不一樣了,如果我們的村莊跟其他村莊一樣要保持生機與活力,而不只是米其林指南上的一個小點,人們帶著旅遊指南來玩只因為這裡很美,這個道理也可以應用到其他村莊上。有些村子不一定都同等美麗,所以我們的學校不能關,因為即使有兩家人對彼此恨之入骨,是世世代代的仇敵,他們都會同意自從教會變成自願參加後,就像法式滾球俱樂部或者足球俱樂部一樣,是自願參加的,唯一能把整個村莊團結在一起的是通過學校表現的這種身份認同感,這種感覺只能通過這個村子的學校表現,這個村子叫做巴拉聚克。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不要武斷地認為國家身份認同感只有一個,也不要認為一定是現代化進程在推動,我們要意識到國家的和地區的身份認同感的複雜性,兩者可相互交織,它們就是相互交織的,我們要意識到,學校仍然在社區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在基層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國的郊區和村子裡仍然是這樣,我們下個星期三見。
 

第5節  宗教權威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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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宗教在法國革命後可以以兩種形式的基督教化加以理解。第一是政治形式,將教會與國家在法理上加以分離;第二是公民個人參與宗教活動頻率的降低。雖然第一項變化在歷史上有據可查,第二項形式卻是一個較含糊的現象。儘管統計數據顯示參與宗教活動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有所降低,但特別是天主教對許多法國人仍持續發揮重要的文化想像(法語作:Imaginaire)作用。

 

閱讀作業:

左拉,《萌芽》

 

第5節  宗教權威的衰退  

 

2007年9月19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好的,今天我要講的是宗教。首先我要說的是,我會講一小部份關於那些並非出身於天主教家庭的人,絕大多數法國人在此期間,直到大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都出身於天主教家庭,而他們是否忠實於其信仰,這是我們待會要講的問題。新教徒在法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稍後我會講一些關於新教徒的事,大約佔百分之五,猶太教徒的數量,我想奇普‧索維溫在他的書中講過了,但我覺得大概是三十萬人。現在,我首先講新教徒和猶太教徒主要分佈在哪些地方及其原因,這只是讓你們對總體情況有個大概的印象。
 
宗教改革發生於十六世紀,當時加爾文教派在日內瓦蓬勃發展,尚‧加爾文在那裡具備相當的影響力,這個教派沿著隆河進行傳播,並在此區域大部份地方很受歡迎,或者說在這些地方新增了不少教徒吧!其中包括里昂,但里昂後來又被天主教會收復,所以這次收復也稱為天主教改革,以前叫做反宗教改革,但現在我們不再這樣稱呼它了。然而,在法國南部的大部份地區依然分佈著新教徒,直到現在還有,以防萬一它在字謎遊戲中冒出來,法國新教徒最多的省大概佔此省三分之一人口吧!這是指十九世紀的情況,是加爾省G-a-r-d,它的首府是尼姆,第二多的是阿爾代什省A-r-d-e-c-h-e,我們以前在這裡居住。
 
直到現在還有一些新教徒生活在隆河沿線的河谷中,尤其是在德隆省,你們無需記住所有這些內容,大多數洛林和阿爾薩斯的新教徒,當然,這兩處曾經被割讓給德國,零星分佈在各處。南特法令在存在的時候有大量新教徒,這條法令容許了新教徒的存在,而在1685年,此法令被路易十四廢除,因而許多人試圖叛逃,許多所謂胡格諾教徒,去了阿姆斯特丹、去了荷蘭,他們中的大部份也試圖去加拿大魁北克,因為他們認為在那裡更容易實踐他們的宗教理想,但很多人負擔不起旅費,只能一直居住在夏朗德直到死亡。在濱海,夏朗德省,在這裡,夏朗德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法國最美麗的城市,海岸線邊,除了科利烏爾就是拉羅舍爾,濱海夏朗德省的首府。
 
當然,新教徒還分佈在巴黎等一些大城市中,在阿爾薩斯和幾乎整個洛林省都割讓給德意志帝國之後,阿爾薩斯的許多新教徒和一部份洛林的新教徒都移居了,他們搬到了貝爾福,這裡成為一個特區而不是一個普通的省,因為在普法戰爭中,一位將軍帶領貝爾福的人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所以這裡成為新教的中心。
 
現在來講講猶太教。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中獲得權力,在法國成立的第一個猶太教會總是成為目標,諸如一些塗鴉等野蠻行徑,該教會位於阿維尼翁省的沃克呂茲,在一個叫做卡邦特拉的地方,或者叫卡邦德,說哪個都可以,這兩個詞可以互換,卡邦特拉更為常用一些。在隆河的另一側聚居著大量猶太教徒,西班牙系猶太人分佈在波爾多巴黎、阿爾薩斯和洛林各個地方。1848年革命之後,反猶太人的暴亂在各地如火如荼的蔓延著,有趣的是在阿爾薩斯,三種宗教,分別是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三者都試圖在慈善方面拔得頭籌,他們成立了引人矚目的志願組織來幫助窮苦的人們,這方面的內容十分有趣。
 
我只是做某種程度的概述,但絕大多數的法國人還是成為了天主教徒,是因為天主教會對法國大革命是持反對態度的。另外還由於天主教會與君主制政體的密切聯繫。天主教會是不幸的,香波伯爵,即亨利五世的靠山,其中一個張力在於天主教會作為一個公眾機構,與一個日益強大的政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現在,你們應該弄明白去基督教化,這個我待會兒會講到,與反教權主義之間的一個區別。伏爾泰,這位偉大的哲學家他曾經說過,壓迫是令人作嘔的,他說的並非是宗教本身,而是認為天主教會扮演的公眾機構的角色使得它成為了反教權主義的終極目標,反教權主義並不是反宗教,而是反對天主教會在政治上扮演的公眾角色。
 
因此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法國的一些城市中有人對天主教會進行口誅筆伐,那些提倡世俗化和反教權主義的自治區想要剝奪天主教會舉辦聖蹟遊行的權利,例如,每逢宗教節日里摩日市會變為一個紅色的城市,這個城市曾經十分宗教化,但他們現在還保留這樣的習俗,每隔七年該城市的人依然會載著聖人遺骨穿過大街小巷進行遊行,而自治區政府不允許人們這麼做。你們不能這麼做,因為這種行為違背了公共區域的中立性,一旦舉行這種大型活動,就會有教會和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去宗教化世俗化的市政當局之間的衝突,這並不是反對宗教,而是反對天主教會所扮演的公眾角色,這就是所有事件的背景。
 
這個背景曾經是,可能在八十年前,不,沒這麼久,可能是五十年前,是對法國革命的一種詮釋,它還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拿破侖的帝國,拿破侖一世與教會井水不犯河水,是法國大革命毀滅了舊時代的宗教。1815年,路易十八在法國革命進程加快之前回到法國,他贊成教會方面的觀點,即革命是由像盧梭和伏爾泰這樣的人引起的,他們需要為舊式宗教在法國日漸衰敗這件事負責。就像我前幾天說過的,1815年之後在某些地區激進的宗教活動復興,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也是打著建立道德有序共和國的旗號。
 
教會想要人們相信這一宗旨,很多歷史學家也持這種觀點,但出現了一位名叫米榭爾‧伏維爾的歷史學家V-o-v-e-l-l-e,他曾是索邦大學法國大革命方面的教授,從某種程度上說,他也是我的朋友,至少是一個舊識,他現在年紀很大了,伏維爾感興趣的是在法國革命之前,舊式宗教是否已經分崩離析,或者說開始走下坡路,於是他開始探討反宗教改革運動,或者天主教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回憶一下巴洛克式虔誠的復興,滿含對宗教的虔誠,以繪製令人目眩神迷的丘比特來表現宗教,並帶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色彩。他發現在他所觀察的這部份法國地區,舊式宗教在革命前就已經衰落了。
 
因此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這個結論對這個課是很重要的,一般來說對去基督教化也是很重要的,去基督教化有兩重含義。第一,再次強調在這次課之前,它意味著反抗教會作為一個公眾機構的運動,實際上是反對在恐怖統治時期,由羅伯斯庇爾和其它一些人所領導的有組織的宗教。它意味著燒掉教堂鐘塔,意味著只有那些宣誓效忠於法國大革命、效忠於國家的牧師才能做彌撒,而很快統治者又給他們施加壓力,讓他們再也別做彌撒了。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內容,另一個意義,剩下的一個意義在我們的討論中也十分重要,但是伏維爾,我應該把他的名字寫在黑板上,在一本名為《去基督化的巴洛克式虔誠》書中,這本書觀察了普羅旺斯的部份地區,並以之開始,他認為宗教實踐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讓你們身臨其境是有些困難了,不過這是你們在課上應該要做的。你們要怎樣去證明,宗教是否仍然對個體或其家庭和社會生活有著重大的影響力?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你們將採用何種方式作出解答?在十八世紀的社會中大部份人都是文盲,不能讀寫,你唯一能讀到的有關宗教的內容,就是由主教和大主教所記載的報告和佈道記錄,或者由主教和大主教委託他人散佈於法國各處,或是教區主教那裡的報告。宗教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如何來證明這一點?怎樣才能知道人們是否上教堂呢?怎麼才能知道呢?他做了如下幾件事,這是一項異常艱苦的工作,但也有很多種方法去研究。
 
我來向大家介紹幾個,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出生在天主教家庭中,至少我是的,我有一次被轟出了宗教課,跑去俄勒岡州波特蘭的一個天主教高中划船,是因為那位老師亂講托馬斯•阿奎那[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和神學家]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然後我就自作聰明地覺得我能通過上帝的行為證明他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們就把我轟出那堂宗教課,我不怎麼清楚在此沿革的過程中是否有人做過統計,但基本上在天主教堂中,我不知道現在是否仍然這樣,嬰兒要在出生三天內受洗,並因此獲得領洗證明書,即出生證明,人們以此來證明,「我看到了這個嬰兒,他是活著的」,他們為嬰兒施洗禮,這樣如果嬰兒死了,要知道嬰兒在分娩後非常容易死掉,如果能活到一歲,那麼你將有很大可能活到40歲高齡,但如果未接受洗禮,嬰兒就死掉了,那這個孩子將會在地獄的邊緣遊蕩,當時的人普遍相信地獄邊緣這一概念。
 
因此他所做的就是到處觀察這些洗禮,看上千份的領洗證明書,然後觀察人們要多久才會給自己出生後的孩子施洗禮。而現在,人們普遍開始認為最先出現的宗教社會學家是牧師,十九世紀末的牧師們開始抱怨,「人們不再到教堂來了,這是為什麼?」他們走出教堂,開始--事實上,一個我非常尊敬的,看上去有一百一十,實際只有九十歲的,住在里摩日的老牧師曾外出探訪陵園,去看人們在墓碑上都寫了什麼,他觀察人們給孩子取的名字,待會再來講寫了什麼。
 
伏維爾以及隨後的宗教歷史學者發現曲線是呈此趨勢的,由三天到一個月,到兩個月,甚至半年。19世紀時,推遲受洗的時間持續延長,重點是最終法國某些地區人們不再受洗,還有另外一些研究的對象,人們臨死前會留下遺囑,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巴黎,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不會給任何人留下任何遺物,因為他們一無所有,他們甚至付不起雇人起草遺囑的費用,他們沒錢雇傭律師和公證人,據此伏維爾發現早些時候,人們在宗教改革鼎盛時期的十七世紀,他們付錢給教會為他們做彌撒,或者把錢留給天主教會以救治痲瘋病人、救治其他病人,或是捐給孤兒院,然而在他所觀察的地區,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這麼做,他們開始把錢捐給一些世俗組織,或是留給其他人,像他們的叔叔或是孩子等等,在他們生日或記念日時不再會有一百五十人為其做彌撒,祈禱他們的靈魂得以安息。
 
接下來,可供研究的還有宗教職位,法國的某些地區一直存在著很多牧師,以布列塔尼大區的非尼斯泰爾省為例,你可以看出他在此發現的,即是他所觀察這一地區的神職人員的數量,無論男女均急速下降,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那些名字呢?這是另一個可供研究的對象,也是一項極為繁冗無趣的工作,但此人在里摩日堅持做了這件事,當人們為自己的孩子命名時,不再使用聖徒的名字,這很能說明問題。舉例來說,在利穆贊這裡有一段時間出現過聖人,其中之一就是里奧納德,即萊納德和馬西亞爾,就是馬修這個名字,然後這個人通過觀察發現,人們不再為其孩子取名為馬西亞爾或萊納德、里奧納德,而這也很能說明問題。一個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女人的名字。
 
你身邊不太可能有人叫做抹大拉的瑪利亞[《新約》中上帝追隨者],而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很多人取古羅馬名字,開始取類似於格拉古這樣的名字,但你們肯定不認識誰叫格拉古,但這可以是另一個研究的對象。當然還有很多對象可以研究,還記得我說過的,你們在公開資源中能夠讀到這些主教的佈道辭,因為他們每年都會公開出版,而當這些主教們開始佈道時,我現在說的更多的是十九世紀,當他們開始談論十分機密的事情時,在出生率急轉直下的當時,何為機密呢?節育,就是節育,談及這些時也是要非常隱晦的。
 
那麼去做彌撒的人又是什麼情況呢?在天主教會中,彌撒日應為週日,而你在復活節之時理應參加做彌撒並懺悔,因此,這是牧師需清點人數的時機,他們會清點來教堂的人數,而結果再次表明來教堂的人數正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說點題外話,我與一位社會學家共事,首先呢,我曾有一年沒工作,我從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後第一年,偉大的密西根隊,永遠的黃藍色,我在那裡教授過社會學,我曾經常清點一些事情,與一位名為查爾斯‧蒂利的社會學大師共事。
 
當時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我們村莊的書,有一天我和我十一歲的女兒在一起,忽然聽到了教堂的鐘響,那時我們每六週才會做一次彌撒,之後次數多了一些,然後我說,「不如我們去數數多少人會去教堂吧」。在出席的人中男女比例相差很大,無論在十九世紀還是現在都是如此,所以我們回到教堂開始清數到場人數,教堂裡一共有十八個人,而我十一歲的女兒突然說「連女人都是禿頭」之後,可想而知教堂裡的人全都轉頭看著站在最後的我們,她這樣是有些殘忍,但她並不是有意要如此殘忍的,但是大多數來教堂的人都是些非常年長的女士,即使到現在這個村莊仍然沒有固定的神父,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他們會清點在復活節時的到場人數,你會看到去教堂禮拜的人數在疾速下降。
 
這就是去基督教化。我再給你們舉個例子,一戰中的戰爭紀念碑,你們中的許多人曾經-你們中的一些人或許曾經聽過我的好友傑‧溫特斯的講座,他做了很多關於戰爭紀念碑的研究,如果你到法國去基督教化程度較高的地方,稍晚些時候,如果你去克勒澤或是到這裡的里葉弗,或阿利耶省,這些都是法國典型非常去基督教化的地區,即使戰爭紀念碑都選在宗教活動區建造,戰爭數量、緬懷死者的紀念碑都選在教堂附近建造。在某些地區,死者的紀念碑不僅建立在人跡罕至的教堂附近,還會有殘破的十字架,我們在這裡提出,伏爾泰曾對里斯本地震進行同樣的質問,「如果真有上帝,他或她怎麼能允許這一切的發生呢?」
 
由此看來,即使是紀念碑都得以成為教會影響力下降的標誌,同樣象徵著在舊時宗教掌控下的國家影響力的下降。現在的問題是,所有地方都是這樣嗎?不,不是所有地方,這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要大家--如果你還沒有,請晚些時候去準備一本那種印有宗教區域和省份的袖珍地圖,因為其間存在著很大差異,而這些差異在十八世紀時便已經凸現出來。
 
法國大革命首先是一場宗教戰爭,如果你手持1789或1790年的地圖,那時牧師還必須向國家或大革命任一宣誓,或者拒絕向二者宣誓,你拿這張地圖和1849年五月選舉時的地圖放在一起,再拿這張地圖與1981年密特朗總統參選時的地圖放一起,它們基本上是一樣的,變化很小,而其中的一個預示是,說得我好像是社會學家,其實我不是--但其中的一個預示是去基督教化,因為保守黨所控地區均為舊時宗教區域,其去基督教化程度明顯低於其它地區。
 
這些去基督教化地區宗教活動依然十分活躍,只是湊熱鬧的嗎?奧弗涅,又回到奧弗涅,這是個你最起碼應該有所瞭解的地方,如果你熱愛美食,便會想到當地傳統菜美味的大蒜與馬鈴薯,或是肉餡卷心菜,你要去思考所有這些問題,但那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在奧弗涅仍然保持了強烈的宗教信仰,我有一個朋友他曾經在國家檔案館對面開了一家咖啡館,我在那裡消磨了許多時光,他們夫妻倆處於這樣一個狀態,妻子來自弗農,就在這兒,米約在這兒,丈夫來自康塔爾,在這兒,歐利亞克在這兒,他們有十三個兄弟和十二個姐妹,都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貧困時期陸續出生,這的確是很不幸的。顯然,一些孩子沒能活下來,但是孩子數量依然很多。
 
如果比較這個,我們不用說太遠的地方,你可以在這兒,就在阿讓附近,阿讓是法國的梅都,也是橄欖球首都之一,只是據說,我相信那是真的,我在上課的第一天就提到過,在一些村莊裡,如果一家有了第二個孩子就會收到一張慰問卡,不同地方的風俗相差真大,這些地方距離並不遠,洛特-加龍省,在這兒完全是去基督教化地區,而在奧弗涅,天主教宣稱,沒有不能見光的秘密,一個家庭會有許多孩子,會把較小的孩子送去做牧師、做修女或者尼姑之類的。
 
其他地方的宗教習俗也各不相同。在阿爾薩斯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猶太教徒都非常忠誠地貫徹他們的宗教習俗,在法國北部,尤其在北部的弗蘭德地區仍保留了舊時的宗教習俗,在諾曼地的大部份地區也是一樣,除了一些大城市,比如說魯昂和布列塔尼,其他地區都保留了一直以來的宗教習俗,也有許多人參加一種在布列塔尼他們稱之為寬恕的宗教儀式,這些宗教儀式上有很多歡慶活動。
 
哪些地區是最大的去基督教化地區呢?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布列塔尼和布雷斯特情況也是相同,因為那些地方有許多的水手,他們並不是布列塔尼本地人,盡管在布列塔尼當地也有很多水手,舉個例子,有很多布列塔尼人居住在勒阿弗爾,總之這使情況複雜化了,在大多數大城市,除了里昂,仍保留了天主教的習俗,但巴黎已經完全失去了宗教信仰,如果有一天你去到巴黎的郊區,甚至是在1860年併入較為靠近市中心的近郊區,你會看到許多相當樸素的,有些可以說是難看的教堂,它們建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那是為了贏取工人階層支持而建的。天主教信仰已失去了不少工人階層郊區的支持。
 
聖心大教堂,我已經公開批評過它的建築風格,它屹立於蒙馬特高地之上,在普法戰爭之後被視為懺悔與贖罪的象徵,除了少數幾個例外,大城市幾乎已經失去了天主教信仰,在一些大區中也是如此。在法蘭西島巴黎旁邊的這片區域,法蘭西島,就像它的名字,你可以假想它是一座島嶼,因為它周圍都是河流,它是一個徹底去基督教化地區。里摩日旁邊的利穆贊完全是去基督教化地區,在西南地區尤是如此,我之前忘了說,這裡,也就是盧爾德的伯納黛特見到聖母瑪利亞之處,庇里牛斯山部份地區至今仍是基督教地區,普羅旺斯的大部份地區屬於去基督教化區域,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波旁內地區,你不需要瞭解這些區域,只要知道大的幾個就行了。
 
所以地區間存在著很大的宗教差異,這就是1905年教會和國家分離的背景,你可以在索維溫的書中瞭解到兩部截然不同的法律,反教權法實行於1878和1879年間,它會導致一些宗教聖職的取消,並最終造成年教會和國家的分離。當然,教會對於這部律法會產生的後果所作的推測也未免太過悲觀,因為從最近的研究工作看來,它們描述了法國的方方面面,當然也有關於天主教德國的研究,研究表明,強烈宗教信仰的復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各種神蹟的發生。
 
在天主教教會中,在不景氣的情況下,神蹟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教會。在此之前的1856年盧爾德的伯納黛特的事例就是其中的典型。盧爾德緊隨巴黎之後成為法國最早的旅遊景點之一是因為年輕女孩,順便提一句,是年輕的女孩而不是男孩,總能看到聖母瑪利亞。這很有趣,在薩爾州的馬平恩就出現過在德國,1876年也出現過這種情況,那是天主教會的一段黃金年代,還有一次是1917年在葡萄牙的法蒂瑪。
 
總是年輕無知的女孩子會見到聖母瑪利亞,之後教會人士去會見這些女孩,帶著翻譯來走訪她們,像在伯納黛特,他們問,你看到了什麼?她們堅持自己的故事,主教當然會有一些懷疑,但他們抓住了這個時機,宣稱這是上帝在傳遞聖意,我們有罪,聖母瑪利亞在救贖我們。之後教會復甦了,1830年格勒諾布爾附近也發生過這樣的事,這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事情了,發生在一個叫做薩勒特的地方,這幾乎成為一種代表性事件。我在以前提到過,關於鐵路,第一條鐵路,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他們唯一坐過的一條鐵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並沒有很多錢,那麼他們是要去哪裡呢?去盧爾德,他們是為了治病或者是去買聖水才上路的。
 
我在不久前還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有人在機場起了嚴重衝突,起因是機場方面拒絕他們攜帶聖水上飛機,因為她們攜帶了超過了規定的水量,機場方面把它收繳了,我們通常只能帶一小瓶,即使是教皇的飛機上也是這樣。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很不同的世界了,不用再去擔心現在會和那個時代一樣發生神蹟,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從法國各個教區去盧爾德的朝聖者,這些地區的宗教信仰仍舊是非常虔誠的。
 
在1905年,教會和國家分離了,教權很大一部份收歸到國家手中,國家控制了宗教建築,對牧師和修女來說這很不幸,在談到宗教復甦時我必須要承認一點,這點要回到很早的,也許不算太早,不過至少要回到十六世紀,也許更早吧!是的,要更早,要回溯到中世紀去,羅馬天主教對於女性的態度導致女性在國家中同樣地位低下,幾乎一向如此。我曾經念過一所教會學校,那裡就像一個運動工廠一樣,就像我提過的,沒有女性,女性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我們不得不常常,你可以把我想像成教育失敗的教會學生,你現在看到的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們常常去女校幫助牧師處理一些雜事,只是為了去見見那些我們幾乎從沒看到過的女性。
 
在天主教會的早期曾經發生過,每次新的宗教忠誠和信仰爆發時期,修道院,女修道院裡的聖職是唯一一個,是僅存的一個,可以供聰明、進取的女性可以得到職位晉升和發揮她們才智和組織技能的地方。仔細想想吧!從我們這個年代看會認為這是易事,可能會小看她們,她們整日在山裡喃喃自語或是沉默寡言,所有的時間都在禱告。
 
但我們常常會忘記的是在那個年代,對那些只能撫養孩子而其他什麼也做不了的女性來說,社會結構並沒有給她們施展才能的機會,所以這些聖職在她們的生命中至關重要,然而這點很容易被人遺忘,就拿當女教師來說,即使當時大部份女性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在當時法國的許多地方都是如此,女教師的職位是極其重要的,她們有一種規則,她們沒有稱之為祖父規則,而是稱之為祖母規則,她們並不使用這個詞,它的意思是,這些女教師們,她們也是修女她們,被允許在公立學校教書直到去世,她們被賦予了這樣的尊嚴,能夠留在學校裡教書,她們的辛勤教學是受到尊重的。
 
所以我再次強調,每個想要嘗試的女性必須權衡所有方面的問題。舉例來說,我有一個女性朋友曾經寫了一本書,很久以前寫的,女權主義者對這本書很抓狂,她們無法忍受這樣一本書,但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她所研究的是法國北部上層階級的女性們,就像你將在《萌芽》中讀到的那些人一樣,這是一種很好的轉變,一種潛移默化的改變,他們由於強烈宗教狂熱的驅使而做成的一件事,就是他們以個人所希望的方式來組織自己的家庭,用耶穌受難像和聖母瑪利亞的雕像之類的東西,他們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圈子,他們還參與慈善活動。所以總體上,從天主教堂的角度或是虔誠性的角度來說,宗教活動、新的消息未必都是不好的,但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如此。
 
我之前說過這很簡單,如果我問你的話,你們很容易能說出哪些地方的人民最不能接受政教分離,以及1906年之後產生的所有後果,你們都已經知道答案。那後續情況又是什麼呢?他們派一些國家稽查員去到一些地方,他們會說,「我們要檢查這個教堂裡所有的畫作,然後給它們估價」而即使是再樸素的村莊也總會有些繪畫作品,雖然通常只是很糟糕的作品,但你永遠不知道,說不定你就會在比利時的弗蘭德斯的邊界上,與魯本斯那樣的藝術家所創的畫作不期而遇,你不會料想得到的,於是他們派了稽查員去,通常虔誠的信徒們會把自己鎖在教堂裡,設置各種障礙阻撓稽查員進入,所以當局只能派軍人前去,這就不太妙了。軍人們在教堂附近的田野裡扎營,然後他們從城裡招募鎖匠,強行把鎖打開,而大多情況下是打不開的,於是他們只能找人拿著大斧頭來劈開。
 
於是,從教堂的角度來說,這又成了聖塞巴斯蒂安式的殉道,這是一場在一個殘酷、世俗化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普通人的殉道,為了普通教徒的利益而進行的抗爭。當然天主教堂在1864年的教皇《錯謬要略》中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這份要略指責現代化自由主義、民主、工會活動這一切都是不好的,這種觀點讓教會看起來很荒謬,而且針對1871年的教皇宣言曾經有過激烈的辯論,宣言認為,教皇只要戴上那一頂帽子,所作所說便是絕對真理,我們現在不去關注這一點,現在沒人會關注這一點,我想我已經把它忘得一乾二凈了,但在當時只要教皇戴上帽子,然後說如果你把票投給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你將被革除教籍並且永世在地獄中受難,就是這樣,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說教會煽動群眾並沒有得到好處,但到了1905年和1906年間德雷福斯事件發生,其後就是天主教堂,我們下次找機會再細講這個事件。天主教堂緊隨其後,他有罪更好,即使他本來是無罪的,但他是個猶太人,那個時候的教會已經聯合起來成為共和國的一個機構,所以如果他們來到教堂禮貌地敲門進去的話,事情本來不應該搞成這樣的,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人們才把自己關在教堂裡來抵抗當局,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比如,在我們那個村莊一件人人都要瞭解的事情,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事情,是軍隊曾經在新教堂後面的田野裡扎營,這大概是從1896年取代了舊的羅馬教堂開始的,它遭到叛離或者說心懷不滿,隨你怎麼叫它,總之是再也沒有實際效用了,就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對面,真的,軍隊帶著斧子把教堂的門砸破,教會群眾們帶著門的碎片回家,就像拿著一塊釘過耶穌的真正十字架碎片那樣珍惜。
 
這個故事一代一代地傳下來,人們講述的時候就好像他們親歷了現場,即使是那些從來不去教堂的人也一樣,我對此感到好奇,因為我在寫一本關於這個地方的書,所以我去了所有的檔案室,當然,我還讀了所有報紙,基督教的報紙和反教權的社會主義報紙,我讀了所有關於在那幾個村子裡發生過的事件的描述,在法國的這些地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局勢非常緊張,這是因為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宗教戰爭的緣故,而我研究後發現,這些事從未發生過,從未發生過,沒有軍隊曾經在巴拉聚克村的教堂外面駐扎過,也從來沒有發生過諸如軍人們為了查看這個小破教堂牆上的畫作,而用斧頭打破門的事情,因為這裡的教區居民一無所有。
 
這事件從未發生,從未發生,儘管如此,在他們的想像中或者,他們的記憶結構中有一塊地方,是他們在保衛自己的教堂防止其遭受外界的武力衝擊,就像我們會保衛我們的學校一樣。但是他們控制不了,所以他們想像發生了這些事情,即使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它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它確實沒有發生。所以對這一切來說重要的是,政教分離對那些未基督教化的地區來說是極為痛苦的,盡管去基督教化的地區也有這樣的情況,人們只是勉強做他們能做的事,禮拜天在教堂裡不停地畫人物,在宗教假日裡就像我們村莊的情況一樣,我們村裡有個神父,他是最後一個神父,他的敵人誹謗他是一位紅髮女子情人,他在大約,我們是二十年前到那裡的,那麼他就是在我們去之前四年左右離開的。
 
我說過,學校課本上寫到的,某天開始天主教會成了一個自願組成的聯合會,在法國每一個地方都一樣,我們村子裡到那個教堂裡去的人,比到學校去玩賓果遊戲的人還少,少得多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但這不表示教堂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已經失去它的位置了,即使有一部份記憶是想像出來的。
 
那裡曾經有一場很大的風暴,那裡經常會有這樣的風暴,村子裡的河水--實際上那是十五年前的九月二十二號,河水突然暴漲,淹死了大約兩百人,那沒有發生在我們地區,也不是我們那裡的河流,但是隔著隆河對面的地區,一場很大的風暴降臨那尊聖母瑪利亞很醜的雕像,倒塌在地上摔地粉碎,在一家從不打烊的咖啡館裡擺了只碗,那些反教權主義的人們總是給碗裡扔錢,為了重建那尊雕像,因為人們希望這種自願聯合體能保留,而直到現在在天主教堂,那些開著汽車的現代教徒仍然前去受洗禮,為葬禮以及為結婚來到教堂,順序不對。
 
我和我的家人曾在受洗儀式和婚禮上幫過忙,有一些夫妻會在生下孩子之後很多年才結婚,在我們那裡這實際上是很常見的,在我的朋友中也很常見,還有很多情侶根本就不結婚,在法國十九世紀的巴黎,四分之一的情侶同居但不結婚,他們並不是在公然反抗宗教的規定,而是他們沒有錢舉辦婚禮。如果你讀過《小酒館》,當他們終於結婚了,《小酒館》是左拉的一部著名小說,他們來到羅浮宮的片段是法國文學中最精彩的場景之一,據我所知是這樣的。
 
但法國天主教堂的問題是,教堂裡再也沒有神父了,再也不會有了。我在里貝讀過,也許是在某份報紙上看到的,說如今法國一大半的神父,百分之六十五的神父都超過六十歲了,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已經七十多歲,現在即使是在信教的地方,也幾乎完全沒有宗教職業的說法了,而教會仍舊做慈善,照顧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起居,教會現在可謂是晚景凄涼了。
 
就連伏爾泰他也曾經說,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他或她也應該被創造出來,這樣他就不會被他的妻子或裁縫背叛,即使是伏爾泰也會同意,法國的教堂仍舊是起實際作用的,不過這些地區性的差異對去基督教化過程仍是非常重要的,它們標注出了美麗法國的政治演變。
 
我再次抱歉這個教室亂七八糟的,我們會儘快處理好,大概要花個十分鐘時間,週末愉快,下回見。

 

 

第6節  工作坊和工廠  

 

 

綜覽:

法國工業革命常被說成是因為英國的工業發展而黯然失色。這種解析不準確,因為它忽略了家庭及其他非工廠的職業。事實上,是工人階層的工匠首先組織勞工運動,而不是工廠工人。工廠的一項偉大創新是強制實行許多工人所反抗的工業紀律,他們往往以罷工的形式來表達不滿。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57-87.

 

第6節  工作坊和工廠  

 

2007年9月24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我想要談一談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和工人們,我們會討論幾個重點,這些重點很重要,開頭是以下兩個重點。第一,在所有地方,尤其是在法國,工業革命首先是一種過去生產結構的延續,我們往往過分強調技術進步以及十八世紀紡織業的超級發明,即使是在英國,你們或許在我的另外一門課中聽到過,傳統的生產方式,手工製作以及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包括女人們在家庭內外的工作都對工業化產生了必要的推動。第二次工業革命取決於從何時開始算起,它開始於一八五零年代中期,我們認為它是典型的大規模的工業化,運用於生產電和鋼,從另一方面看還有產量的極大提升。
 
好了,這就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是,很長一段時間,研究經濟學歷史的人,他們通常是經濟學家,趨向於視英國為一個典型的大規模工業化國家,他們用了一個粗野的詞,弱智,來形容法國的大規模工業化。他們犯這個愚蠢錯誤的原因在於一些不正確的分析,在這些分析中,如果在工廠的數量上,加上工人的數量或者加上蒸汽機的數量,法國落後於英國,但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法國是世界上第二大工業國,然後漸漸被德國超過,最終被美國超過。不過,那些經濟歷史學家爭辯,法國不可能成為一個主要的工業領袖其原因之一是,在法國資本的形成並不容易。因為法國的銀行業和保險業,很肯定的是比不上英國的。
 
同時,英國在大規模工業化中擁有的另外一個優勢是,它的地理優勢。世界上的第一條鐵路在一八二七,哦不,事實上要更早,大概是一八一九年誕生於英國,在北部它要運輸煤礦到海邊,在英國,任何地方距離海岸線不超過七十五英里,在法國有各種各樣重要的礦藏,在《萌芽》,礦藏位於諾德,就是這裡,還有在阿爾薩斯,當然,現在已經消失了,還有在阿韋龍,在德卡斯維爾,還有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在聖埃蒂安附近。但是它們離海很遠,運輸煤礦很困難,這就很成問題。
 
但是,如果看看法國的大規模工業化,會發現它的進程非常戲劇化。在法國的工業化中,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仍舊存在手工業和工藝生產,以及延續至世紀末的農村工業。事實上,舉個我經常用的例子,因為我喜歡這個地方,比如說漢斯,R-e-i-m-s,也有工業生產,它是主要的紡織業中心。你也許會認為它是一個基督教中心,因為這裡有君主的加冕禮,還有美國人在一戰後重建的宏偉的大教堂,還有聖雷米教堂,但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哦,不,是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仍舊有許多農村工業。所有的生產工作在農村進行,大部份由女人們完成,漸漸地在工廠成熟的條件下形成了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裡仍然有七萬五千名刺繡工人,她們大多數是女性,居住在南希腹地。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平均的生產單位,巴黎是法國最大的工業中心,只有七人在其中工作。
 
如果想要找巨型的血汗工廠,巨型製造廠,就像在曼徹斯特謝菲爾德這樣的地方,這些在法國是很罕見的,最大的那些生產單位往往是礦井。順便一提,《萌芽》其實就是在談昂贊礦井,它們位於北部,法國北部昂贊,在右邊,距瓦朗謝納西北方數公里,就在比利時邊境旁。在長期累積後,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在這個進程之前,大規模工業化在法國快速發展起來,而在英國以及其他地方,想要投資工業就必須要有資本,必須要有資本盈餘來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只有在法國增長的比較慢。
 
所以在生產上有一個增長,這個增長是由農村生產帶動的,發生了農業革命,我們會在下週談到。葡萄根瘤蚜流行帶來的巨大災難,搞垮了一個又一個法國葡萄園,這些葡萄園對農業生產很重要,人們既要吃又要喝,所以每個地方都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增長,這點很重要。另一個重點是在十年前,人們仍在談論大蕭條,這是一個代表不幸的術語,它給人一種感覺,在一八七三及七四年,以及九十年代中期,蕭條傳遍整個歐洲,對工業化國家來說是大蕭條,對工業化不那麼發達的國家也是如此。不過,美國在一九二九年爆發大蕭條,直到二戰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大規模地生產武器,才真正擺脫了大蕭條的影響。
 
它確實是一次蕭條,它具備低物價的特徵,所以即使不看其他的災難性特徵,它也確實是一次蕭條,削弱了經濟發展,尤其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因為農產品的價格降得很低。儘管這不是一節經濟課,我們仍可以看一些數據,看這裡,在一八七六年的法國,在工業領域工作的人口達27.6%,在二十年後的一八九六年達到29.2%,顯然,法國仍是一個農民社會,即使很多人身兼二職。舉個例子說,礦工們在法國南部一個叫做卡莫的地方工作,我稍後會談到,是一個很小的城鎮,他們既做礦工又做農務,他們既是農民又是工人,在德卡斯維爾的其他礦工們也是這樣。但是,主要在工業領域工作的人口數量仍然增加了,法國同時開始了城市化進程。
 
一八七二年,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21%應該是21.1%左右。在一九零一年達到了40.9%。你可能會想,法國真的城市化了,那你可就完全錯了,因為根據一八四一年的人口普查,在法國,成為一座城市的必要條件是必須要擁有兩千人口,僅僅如此,舉個我經常說的例子,在美麗殿商場或波士頓郵路商場開放時會聚集起兩千多人,我的意思是,兩千人似乎並不是城市的固定人口,所以法國仍然是-城市化的程度在一八七一年前比不上普魯士的萊茵蘭,或者之後的德國和美國。如果去諾格塔克河谷或者鐵銹地帶(鐵銹地帶指發達國家,從前工業繁盛今已衰落的一些地區),美國的城市化,東部地區的城市化非常快,當談論城市時。我們回到法國,法國確實有大城市,最大的是巴黎,但它主要是小地方的城市化。在法語中,英語中也是同樣的單詞,稱之為小城鎮,B-o-u-r-g-s,基本上是市集鎮,很小的城鎮。
 
所以法國仍然是一個生產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的社會,但這不影響它成為一個主要的工業生產國家。有一個現象確實增加了城市人口,提高了城市化程度,城市化是指住在城市的人口百分比增加,不管你怎麼定義城市這個概念,這個現象是指是大遷移或叫做大遷徙,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遷徙至城市,這是那個時期的巨大社會變化。我可能在以前就用過這個統計,我應該用過的,在這裡我再用一次。在一八五一年法國三分之二的省份,比一九三九年擁有了更多的人口,真是不可思議。
 
在北部工業區確實有巨大的增長,這你們之前已經讀到過諾德這個省份,N-o-r-d,以及其他擁有大型區域中心,比如說土魯斯,在那個時候是第四或第五大城市,位於南部,是法國最美的城市之一。所以一些省份人口增加,因為人們走出山區,人們離開法國中部地區,因為那裡收益不好,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生計,尤其是在農業蕭條時期。而葡萄酒農害是一個大災難,使得葡萄酒產量銳減,使得人們的生活難以為繼,在法國這裡,農害已經對農村經濟產生了巨大打擊,而另一種農害也在肆虐,嚴重地限制了絲綢業,生絲業。
 
所以人們行動起來,遠離家鄉,他們進入新的行業,比如說教育公司職工,或者在火車站工作,從此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所有的這些事,人口的反覆流動,有時候一些流動甚至停止了。自十六世紀以來,這種季節性的遷徙模式,男人們,只有男人徒步,只是徒步,每年從法國中部遷徙到巴黎,到魯昂以及其他北部城市。他們在建築業工作,自十六世紀以來,他們每年三月開始遷徙,然後十一月回家鄉,所以所有的嬰兒,如果一切正常,基本都是出生在他們回鄉後的三個月,大多數男性勞動力兩點一線的往返巴黎。
 
還有從庇里牛斯山到巴塞隆那,從阿爾卑斯山脈到米蘭或到里昂等其他地方,也是這種模式。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一件事,季節性遷徙停止了,那些人基本上成為季節性移民,他們的家鄉人口減少,人口減少是法國農村最令人驚訝的一件事,它仍然在,過去十年農村有了復甦的跡象,很多人在那裡退休,由此產生了一種現象,我們稱之為宿舍式村落,它相當於一種集體宿舍式村莊,這些人在城市工作而居住在鄉村,令人震驚的是所有在戰爭中犧牲的人,你們可以看看戰爭紀念碑,尤其是在法國中央高原這樣的地方,所有這些死去的人,你們可以想像他們的面容,可以在紀念碑上看到他們的名字,八十、九十、一百,他們都住在小城鎮上沒有人住的鄉村,現在可能被英國人買下,就像其他許多地方一樣。
 
於是,大遷徙到城市以及隨之而來的新工作也是整個工業革命的一部份。那個時候法國的工業生產發生在什麼地方呢?看看我的統計,在北部,情況正是如此,北部62.1%的人口是工人,就像你讀到的那樣,已經完成了這部絕妙的小說,這是諾德省,或者說是工人階級省份,還有緊鄰著的加來海峽省,第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大都市的是里爾,大都市是由發展得很快的幾個城市逐漸合併成一個形成的,里爾已經存在了數個世紀,之後是魯北和圖爾昆,剛剛形成,它們是法國的小曼徹斯特,在聖埃蒂安附近也是如此。所以,重型採礦業和紡織業位於法國這裡,當然,還有其他的大的工業區,最大的就是巴黎,不過巴黎仍然在生產巴黎用品,他們就是這麼叫的,巴黎用品,包括錢包,鞋子還有一些高品質的商品,這些是法國的工業驕傲之一。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曾有過一些大型展覽,展出那些在英國大量生產的產品。工藝運動的發起人,威廉•莫里斯哀嘆這簡直是劣等貨的時代,而法國人總會驕傲地說,我們才不會生產維多利亞時期的那種垃圾,我們生產高品質,如今,這些華服仍舊由個人手工製成,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否結婚,但他們都獨自在家工作,這些是巴黎手工業的一部份。如果前往巴黎的腹地或者去郊外的工業區,那裡的工業區很髒,生產肥皂,也生產化學品,人們不想在城市中進行這種生產,因為城市的價值無可估量,如果想要生產這些就必須在郊外建廠,之後我們談巴黎時會再詳細深入說起。
 
里昂,里昂是肥皂工人的首都,就生產而言,可以說是世界之都,如果有那麼一個城市,在那裡你可以看到各個階層的建築,每種建築都代表著一種過去,那這個城市無疑就是里昂。因為在那裡有高盧羅馬人遺址,在索恩河右岸有絕美的中世紀街區,有繁華的文藝復興區,也有遍佈法國最好的十七世紀公寓樓,有典型的十八世紀建築貝拉克廣場,有十九世紀建於郊外的工業區,就在山崗上,叫做紅十字區,這些建築都有很高的屋頂,這是為了安放大型的紡織機,它們被稱為加卡爾,當然這個你們不用記住。
 
重點是這裡成為了一個大的工業中心,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仍有一些商人資本家把生產重新移回農村,這是為了什麼?為了農村廉價的女性勞動力,在歐洲的各行業、各職業,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女性的薪水僅相當於男性的一半,還有其他的手工業城鎮。土魯斯就是一個很大的手工業中心,馬賽生產肥皂,我可以說遍整張地圖,不過沒什麼必要那麼做。有一些老的紡織業城鎮仍在進行生產和製造,比如說魯昂,魯昂是諾曼地我最喜歡的城鎮之一,每年我在那裡開一門為期兩週的課,還有特魯瓦等等這些地方,很分散,必須要有基本的造船業,就像聖納澤爾等,除了羅亞爾河。
 
儘管其他地方都不具在主水路附近的優越基本資源,這些地方仍舊發生了經濟的變革,有一些工業生產在任何地方都能進行,而一些專業化生產只能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說里摩日,它因瓷器而聞名,也許一會兒我們再深入。為什麼它因瓷器而聞名呢?因為生產瓷器必須要有一種黏土,叫做高嶺土,這是一個漢語詞,這種土只有在里摩日才有,這就是為什麼哈維蘭瓷器現已不存在,就是這些哈維蘭,來自美國,我以前提過,現在不生產了,他們關門了,只留下一個大的生產商,這些只是法國工業革命的一部份。
 
因為阿爾薩斯已經被德國兼併,不是現在,而是在一八七零年代,我的意思是,在一八七零年,所以我沒有提及阿爾薩斯的紡織業生產,但是那裡確實有很多紡織業,就像其他地方一樣,紡織業是利刃,是工業革命的先鋒,緊隨其後的是冶金業。法國和英國的情況一樣,鐵路激發了投資,因為人們可以看到火車,可以坐上火車,就好像他們能把法國引領到一個全新的工業世界,這使得人們有錢投資,把錢投到鐵路上的人數又激增,事實上在這段時期中,也就是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有一件事可能會影響法國的工業發展,就是法國資本家們開始投資鐵路,但並不是投資本國鐵路,而是投資義大利、投資俄羅斯、投資西班牙這些地方的鐵路,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都是由法國資本建造的,所以英國的經濟學家們說,法國人永遠趕不上我們,因為他們的農民都把錢藏在床底下,要麼埋在花園裡,要麼有錢投資的人把錢投到其他國家的鐵路上。
 
那麼在其中女性起了什麼作用呢?女性在工業革命中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在法國和謝菲爾德,在謝菲爾德周圍,或者是英國的伯明翰,女性在家庭手工業和修整產品方面的作用是持續不斷且相當重要的。工業革命,甚至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在其中女性起到的作用是穩定持續的,而非戲劇性的。女性一直在紡織業工作,但幾個世紀以來她們在旺代省,在洛林以及幾乎任何其他地方都是獨自工作的,現在仍然如此。
 
我們曾過分誇張了工業革命中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的分離。看看一八九零年代的巴黎。我以前有個研究生,叫茱蒂•科菲,她有一本很棒的書,關於縫紉機和它的作用,如果看看在巴黎的華服和手提包生產,其中很多是在製衣業完成,巴黎製衣區就在巴黎市中心右岸,在一條叫做森德爾的街上,女人們獨自在頂樓工作,為那些有錢商人工作,世代相傳,從兩個世紀前就開始了。
 
這種延續是很重要的,不過顯然,大多數傳統的、還有常聽到的是,它們都逐漸轉變成工廠生產。但是,沒有改變的是女性在管理家庭經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從來未曾改變。女人們要從孩子、從丈夫或同居人那裡拼湊足夠的收入來維持家庭的開銷,女性在家庭經濟管理上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
 
女性的某些方面以及非工業工作仍未改變,在英國,大英帝國,還是說英國好了。在1850年和1880年,兩大女性職業是紡織工,即工廠工人,還有家政手工業者,在法國也是這種情況,那些到巴黎、里昂或史特拉斯堡等地的單身女人,為了找到一份工作,她們進入了家政服務業,當然,她們的境遇是很悲慘的,總有這樣那樣的悲劇,有一整打的文學作品來描寫她們的際遇,當然其中最引人注目也許來自那個時代的社會評論員,單身女性家政員被雇主的長子或幼子侵犯,更不幸的是還懷孕了,一旦懷孕她就不得不離開,之後就情況一目了然。很多案例中,在農村如果懷孕了就沒人會雇用你,誰會雇用一個懷孕的人呢?這些嬰兒怎麼辦?通常是流產或遺棄,在育嬰堂。
 
為了降低流產率他們發明了一樣東西,三個月前羅馬仍舊對此有爭議,他們發明了叫做Tours的東西,我不知道你們能否理解,它們能轉動,它們就像那種在墮落機器城市中的那種機器,你們有些人不記得了,把錢放進去,如果運氣好的話它會回報給你,你要做的只是敲響這個小鈴鐺,轉動這個東西,把嬰兒放在裡面,然後會有好心人收留這個孩子,不這樣做孩子就會被遺棄,然後死去。每天的嬰兒死亡數量驚人,嬰兒一旦進入它就會進入了一個育嬰堂,在那裡存活的機會很小,每一個大的育嬰堂-在一八七零年代嬰兒的死亡率達到三分之一。
 
順便一提,那是另外一個原因,為什麼幾個世紀以來法國城市中死亡人數高於出生人數,因為很高的嬰兒流產率和遺棄率,這是悲慘的一幕。之後這位母親怎麼辦?她有了孩子,遺棄了自己的孩子,其中的十分之一可能還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她們可能不得不去賣淫,這很容易發生,或者試著再回到家政服務業,不過,對大多數女人來說,事情可能沒那麼糟,但她們也從來沒過過好日子,因為她們永遠不能像男人掙那麼多,她們最後受雇,又最先被解雇。
 
還出現了一種情況。社會主義者們很關心女性的工資,工會也很關心女性的工資,但他們不關心女性是否有投票權,為什麼?因為社會主義者擔心由於女人比男人更常上教堂,從古至今一直如此,她們可能會按照牧師的話來投票,所以社會主義者不贊成女性的投票權。在法國女性不能投票,她們在一戰後並未得到投票權,儘管做出了種種貢獻,在英國,女性得到了投票權,在法國,她們直到二戰後才得到投票權。發生了什麼改變?
 
著眼於大局,手工業生產逐漸匯聚於城市,在城市的邊緣,逐漸形成工廠,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但是女人們的工作仍未改變,她們仍然在手工業工作,我的意思是,她們仍然做紡織工,她們不是做手工業,我收回,我收回,他們在做的是紡織業的工作,但越來越多地在工廠裡,這就是工業革命的經典寫照。這個經典寫照最終成為了正確的,但在法國,這個過程持續了一段漫長的時間,或者可以看看凱瑟琳,現代法國文學史上最有吸引力的人物之一,我想可以這麼說,她的經歷完全是種常態,很悲情,但還是很符合常態。
 
我來舉個例子,例如我們住處離聖埃蒂安大約兩個半小時路程,我幾乎沒怎麼去過聖埃蒂安,我偶爾為了工作會到那裡的檔案庫去,但是很少,我也不關注列菲,那是他們的一支有名的足球隊,但那裡的人有一句話,如果一個小孩犯了錯,你只有八、九歲,做了一些父母不允許的事情,你硬要這麼做,他們就會說「在桶下待兩個星期」,兩個星期--桶是一種拖煤的馬車,而小孩子去了工廠和礦井裡,他們個頭小,可以把他們放到馬車底下,幫忙沿著軌跡推馬車,很有趣,不是嗎?因為他們的肩膀小而強壯,或者讓他們到工廠裡修機器,用他們脆弱易折的小手指。「他們太不小心了」,一個英國製造商看到幾個孩子總被砍到手指的時候這樣說。
 
於是,有一種調教小孩的辦法是對他說,「如果你推那個東西兩個星期不出差錯,你就照我說的去做,你就不用曠課了,你可以去上學」這一類的話,這樣的表達仍在使用,反對學校教育的還包括需要童工額外收入的家庭,需要孩子在農場裡幫工的家庭,在季節性放牧時期看著羊群在山上放牧,以及諸如此類的家庭,於是,這些延續和改變又一次變得非常重要。我想我現在沒有時間來討論為什麼法國人口減少,法國人突然不生了,但我總會找個時間來談談,我已經說了很多,但我必須回頭再說一遍,我想我會等到我們討論完一戰的起源以後再說,因為那時這件事真的讓人感到恐懼,因為好像沒有足夠多的法國人能存活下來,去跟快速繁衍的德國人打仗,那樣做是不行的。
 
所以,我想跟你們說的是,工人們怎麼看待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所以,我實際上有三件事要講,第一件很快就能說完,是無產階級。這是人們常用的詞,無產階級既是客觀概念,又是主觀概念,第三件事是說工人們怎麼看待工廠以及他們的老板,因為這段時期,尤其是一八九五年到一九零七年,被稱為是工團主義或者工會組織的英雄時代,在法國舉行了大罷工,無產階級化我們所居住的國家,一部份的原則總是,在美國,如果你勤奮工作最後總會得到回報,而十九世紀末的情況則是,人們勤奮工作,做得很好,然後會進入中產階級,也就是上流階級,變得非常富有。
 
顯然在這裡,那些極力的反對並不是人們關注的對象,人們關注的是法國社會階層流動,人們曾經做各種方面的研究,這是別人做的,不是我,但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只有社會階層流動,社會階層流動僅僅局限在出生於工人階級的人群中。在一九六八年發生了暴亂失敗的革命,一九六八年,像你們這麼大的學生和像我這麼大的教授遇到一個大問題,那時我和你們差不多大,或者更小,問題是你很努力,但你進大學的機率並不是很大,因為要是你出生於較低階級的家庭,學校是精英們的學校,你上完學畢業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人們又氣惱又壓抑,他們責怪資本主義,責怪國家就像他們的前輩們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所做的那樣。
 
那些天生就要工作、天生就要辛苦、艱難地工作的人,那是--你就是為你要得到的工作而生的,如果我會舉出另一個聖埃蒂安的例子,因為它太重要了。有很多人遷居到聖埃蒂安去,這個不用記住,他們從法國一個首府,是勒龐的宗教區,上羅亞爾,來到這裡,其中很多人是傾家蕩產才來到聖埃蒂安,他們不走了,一些人當上了老師,另一些受過教育的人去做了書記員,但他們過得並不好,他們生活得-有時候他們做得很好,然後就被解雇了,他們下次又做得很好,然後又被解雇了。你對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品讀得越多,就會發現這類工人的回憶錄,記載日復一日、週復一週月復一月的生活,只為過活。於是他們學會了仇恨,我在寫一本書,關於一個人的事,以後我會講到,他說愛可以讓你恨,他觀察這一切,然後他開始著手去毀滅那個讓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國家機構,但這是以後再講的故事。客觀來講,工人是你的職業,你以此為榮,你穿著藍色的衣服、藍色的連衣裙或者工作服,隨你怎麼叫,你操一口行話,如果你讀過法語版的《小酒館》,那語言超級難懂,因為很多表達用語現在已經不用了,但那是一種保護身份的辦法,就像人們在郊區談話一樣,尤其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字遊戲,那其實是一種語言,一種俚語,是可以幫助你保護身份的黑話,表示你對你的身份的自豪,他們為工人身份感到自豪,這是應該的。
 
但主觀方面來說,人們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學到一個術語叫做階級意識,當然,工人們想要嘗試證明這裡所有的工人都有清晰的階級意識,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人們有別的身份,集體的身份,你可以有多重身份,家庭的、宗教的、地區的,我們討論過的,比如是不是農村人等等,但事實是,法國發生如此多的罷工事件原因之一就像別的國家一樣,它必須一邊應付工會化的情形,一邊應付那些對工人階級組織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左翼政治家,但它還必須應對那些意識到自己是工人,是一個階級的那些人,他們將政府和富人視作是與他們的利益相反的。
 
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最先出現在英國的工匠中,其實在法國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才出現的。第一次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是一八三四年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名字叫皮埃爾•勒魯,是個烏托邦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用不著記住他,不過他還挺有趣的。但正是在這時,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工匠開始,將他們自己看做一個單獨的階級,在一開始他們並不想與那些和他們在同一個工廠共事卻沒有技術的工人扯上關係,他們穿著整潔的燈芯絨套裝,而那些工人不這麼穿,工匠是受過教育的,所以他們走在最前,在現代化早期,最先展開罷工的是他們,是有技術的工匠們。
 
但僅僅兩分鐘後,怎麼會這樣呢?工匠為什麼突然把自己看成是獨立階級呢?他們為什麼會把資本主義當成靶子,認為他們受到政府不公平對待呢?為什麼啊?實際上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法國大革命對於德國、義大利部份地區和法國的工匠產生的影響,打開了國家門戶,行業保護也消失了,任何人都可以進行自由貿易、放任主義的資本主義,你想做個水管工你就可以做個水管工,你想做個裁縫你就可以做個裁縫,然後十九世紀三十到五十年代,突然間各種各樣的馬車奔跑在大街上,他們的衣服都穿得很漂亮,卻無所事事,因為還有那麼多別的裁縫在做衣服,而他們得到的工資是--馬克思在他所有關於工資的評價中只有這件事說對了,工匠掙的錢越來越少,他們的世界正在變得四分五裂,他們有尊嚴,有技術,有知識,有組織,在互助會裡,起碼他們會給你辦一場還過得去的葬禮,於是你不會被扔到窮人的墓地裡去,他們生氣的原因是,讓其他人去進行工會保護的貿易的是誰?
 
另一件事是,回到我們開始講的地方工業化和機械化產品,如果你到漢斯的一個市場去,既然我用過這個例子了,或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奧比涅或普利瓦,無論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去那裡買一套衣服,你可以去哪裡買一套衣服,而你用不著付很多錢給那個從頭到尾做出你的衣服的人,因為這樣更便宜,那麼,是誰造成的這種傷害?它損害了工匠和手工藝人的利益,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哈哈」,有錢人說,「你們這些裁縫,事做得不太好啊!這東西不怎麼樣,聽好了,我會付錢讓你做短褲翹邊的」,我不是太懂服飾,可能你們都看出來了,「我讓你做短褲翹邊」,你做嗎?我看你一定得做吧!或者給夾克衫做袖子,「我要你做上一百個夾克衫袖子,做完左邊做右邊的,我會付錢給你」,這就像以前的國內工業一樣,他們生氣嗎?當然,他們氣瘋了,他們就出門罷工,但總是失敗。在法國1864年以後就允許罷工了。
 
這就是他們身上發生的事,或者我再舉個發生在古老的里摩日的例子,盤子,那裡有盤子,那裡的盤子總是很漂亮,手工上色的。雷諾瓦,名畫家,但最初是個瓷器畫家,在瓷器上作畫會讓它檔次更高,如果有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里摩日的裝飾盤,你把它收好了,不要放到微波爐裡,那麼會怎麼樣呢?有人發明了一種工序,就像小孩玩具上的貼花紙一樣,你可以把它貼到盤子上,在兩次烘烤之間把它烘乾,而那些天才的人會怎麼樣呢?他們以此為生賺錢,卻不和那些賺得少的人混在一起,他們完蛋了,沒有人會雇用他們,他們只會留下一兩個。
 
我有一次看到一個伊朗國王的特別預定--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之所以會用手繪是因為他特別要求的,不過就只有這些了,最後他們被分配到了倉庫或者去做了其它他們能勝任的事情,或者說玻璃工人,也是同樣的情況,做瓶子的那些人,他們擁有非常高的技巧,他們被叫作做玻璃瓶子的先生們,就是玻璃工人先生們,然後突然某一個美國人發明了一個做玻璃瓶子的機器,一下子就能生產出千萬個玻璃瓶子,用來裝酒或者其它的,還有誰需要這些工人們?然後他們去了比利時或者其它什麼的,沒有人再需要他們了,一個機器就抹殺了他們存在的必要性,他們氣瘋了嗎?還有鞋匠也是同樣的,我記得這些機器是在密蘇里的聖路易斯做的,一路橫掃千軍,並消滅掉了製鞋業的一些方面。
 
所以這倒使人們開始思考,有些我們無法干預的事情會以破壞的方式來影響我們的生活,所以這些人處在了勞力抗爭的最前沿,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段時間裡他們開始思考,「你說,那些我們不會一起喝酒的工人,那些搬運工,到處提東西的那些普通工人,也許,大家有同樣的敵人」,之後他們開始把一些試探性的組織行動付諸實際,然後因為罷工,他們聯合了起來,那麼,工人們又是怎麼看待這些事情的呢?他們覺得發生什麼事情了呢?我們可以再次把階級意識浪漫化,我們可以把道德經濟的這個理念浪漫化,人們應該因做好一天的工作而得到一份好工資,這並不是一個普遍現象,不過這仍然讓人印象深刻,並讓人沮喪,對組織印象深刻,對資本主義觀點下工廠變成越來越大的生產單位感到沮喪。
 
舉兩個例子,一個,在罷工期間工人們如何看待他們的老板,這又說明了什麼?我的朋友,我寶貴的同事,我所知的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我所認識中最偉大的人之一,蜜榭爾•佩羅特在法國從事其它天才研究的同時研究了其它角色。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當工匠們開始罷工,他們就瞭解,這個老板,主人這個人,他們也就只能看看他們,認識他,但他們對他很不滿,所以我們暫時不工作,我們不--你必須付更高的工資,你該做符合你身份的事情,你應該付給我們一個合理的工資,那麼那個主人他和他們關係不錯,他可能像土魯斯貴族們,或許就在土魯斯附近,他可能在復活節給他們個火雞之類的,但是他有很高的辨識度,而且他很嚴苛,但是這次他錯了,我們要整他,我們要把他拉入黑名單之類的。
 
一八五零到一八六零年間呢?那就非常之不同了,在一八五零到一八六零年間,如果看看當時罷工時的詞彙,他們仍然認識老板,和老板說話,但是他們叫他色慾熏心,因為他總是對女工有所企圖,而且通常都會成功,他長相噁心,或者貪吃、或者貪杯、或者毆打他的妻子,這些是從言語和動作中體現出的性格言行,關於罷工的演說-那麼關於一八九零以及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又如何呢?發生了完全的轉變,特別是大工廠,因為某些因素改變了人們看待他們自己工作經驗的角度。
 
這被叫做工業紀律,工業紀律到了罷工時期--老板又經常在巴黎發電報到里摩日告訴他們該怎麼做,然後工頭們再去與工人們周旋,他成為資本主義的標誌,被政府的軍隊保衛著,在激進的工團主義者的眼裡,那些一八八一年後才有權組織的激進盟會成員,他是那個他們無法控制的大型工業化架構下的代表,他遠在他的城堡中,在他停在諾曼地的船上之類的,但是他--現在工頭是他的傳聲筒,工頭加入了這個遊戲,加入了--不是遊戲,而是加入了工作坊,他嘗試要把工業紀律強加到那些父母,或自己都在家工作的人,你在白天工作,或者--當你照顧完孩子你還要工作,而當你想出去溜達一下或者去抽個煙或者喝酒,你就去吧!但是工頭也立了規矩,比如有一個盤子破了,你要被罰款,因為閒聊,要被罰款。
 
曾經在布魯克林有場可怕的大火燒死了大約一百四十個被鎖在工作坊的女工,大約在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因為他們在閒聊,他們走到工廠後面而沒有在工作或講解工作,他們被活活燒死,工業紀律告訴他們如果這麼做會被罰款,這麼做會被開除,而強制他們這麼做的正是工頭,工頭是漸漸被提攜--越來越多從外面被引入來加強對工人們紀律的約束。威其伍陶器的製造商,你們有些人應該聽說過,他曾經說過,非常有預見性,在一八零七或一八零八年他說,「我希望我的工人們像我的手一樣,他們依大腦發出的指令,移動、工作、反應,他們會依我的要求做事」。
 
所以這個工廠--這也發生在英格蘭,如果你能想像生產線,我以前在巴特爾克里克的家樂氏公司上工,裝包葡萄乾,我把葡萄乾放進零食袋裡,這是我的工作,我也在波蘭的俄勒岡果凍店和糖果店工作過,所有這些,我們都恨工頭,告訴你們吧,我們就是恨他們,所以至少我可以恨他們--我不恨他們,但我確實恨他們,當然我會恨他們,我們都恨他們,但是工頭們是立規矩的人,是為你的特立獨行懲罰你的人,是去查看你朋友的人。那些工頭們,他們把工廠改造成加強了工業紀律模式,當你看到--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因為工廠需要大型機器,這些機器我永遠--我不記得怎麼用了。
 
我曾在一個罐子廠工作過,我永遠不能-我本來應該用那個機器的,我永遠不能--我總是忘記怎麼用,他們總是卡住,而我總是搞不定它們,所以這大概--一切就這麼發生了,但是他們所做的是創造了--當有工人想拍照時,當你有照相機時,當工人們一起拍照時,像足球隊或棒球隊那樣,工頭們總是站在門口或者工廠口,為什麼?因為只有這麼幾扇門,門上總有鐘,時間到了會有笛聲告訴你上下班的鐘點,不是當你肚子餓時,不是你的孩子需要照料的時候,不是當你受夠了,呼吸道裡滿是灰塵,覺得你快要得肺結核或啞嗓,而是因為工作,在許多環境下用來約束這些的就是工業紀律,由工頭帶來的。
 
所以罷工通常都是針對工頭的,在里摩日曾經有一場女工的罷工,他們被強迫在工作前跪地祈禱,然後他們就罷工反對了那些女工頭,不是所有人都是那麼過份的,但是這是他們一種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他們被訓練成按時按點工作,而如果你沒有做到的話,「再見」,就這樣,你最好在那裡,在工作坊裡加強工業紀律,我為FR頻道做過了一個影片,一個記錄片,關於里摩日一九零五年的那場罷工,我們做了一部份,那有一百多度,誇張了一下,是四十一度。我們在哈維蘭工廠的廢墟做的,那裡有死鴿子和盤子,門已經不在了,不過我以前看到過,你可以感覺到這對那些人們意味著什麼,他們在那裡拍了照片,他們和被炒魷魚的伙伴道別,因為經費而被裁員的人,確實很糟糕。
 
所以這些工業紀律嘗試要營造出最好的工作氛圍,但其實這只製造了不滿,而這解釋了-當然也有其他理由,但是這卻動員了低層的人們,讓我繼續以下這則故事,因為這很神奇,而你們之中有些人在其它的課程中已經聽過,但我還是要說一下,因為它很有預示性。仍然說到這位厲害的歷史學家,蜜榭爾•佩羅特,她寫了一篇文章,由我之前作為作品集一起發佈,叫做「關於工業紀律的三個時期」,對比了各種看法。當你要對抗--那些,廠商試著要--廠商試著要讓你做盤子鞋子啦,一會工頭就來跟你說你要做些什麼。
 
但是二十世紀,當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始,當在計算多遠--或者重跑一百米能多快之類的,一個叫泰勒的工程師,泰勒,一個美國人,創造了一種測量生產力的機制,用計算單位量的辦法,多少討厭的小袋子,我在幾個小時內可以裝幾盒葡萄乾,他們數過之後,如果你不夠你就出局了,如果你生產的不夠,我們沒有工會,我們不可能組成工會,你們就出局了,然後呢?泰勒制變得非常重要,福特公司就喜歡泰勒制,汽車製造商雷諾也緊擁泰勒制,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制度。
 
有一個古老的故事,當一個裁縫,也許是一個法國工程師,走到一個美國公司說,「這裡的員工都很年輕」,這就是泰勒制了,「所有的工人都很年輕,那老工人們呢?」他說:「跟上,我們到墓地去抽支煙你就知道了」。蜜榭爾•佩羅特說,在一九七八年預言,這種監督,或者這種對生產線產品的計數會被替代,一種她稱之為神奇的事物,想想我們的後工業時代,人們在小隔間接電話,電腦作業也會被替代,衡量工作表現的方法和塑造工業紀律,會被她所優美形容的「電腦冷暴力」所代替,而且那已經發生,下禮拜三再見。

 

 

第7節  大眾政治和政治方面來自左翼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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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法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可以透過革命派社會主義者和改革派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競爭加以理解。前者主張放棄選舉政治,而後者則試圖改善工人的條件,手段是在政治制度內進行改革。這兩種態度見諸於名義領袖Jules Guesdes和Paul Brousse的身上。改革派社會黨和革命派社會主義者在Jean Jaures的領導下合體,其組織奮鬥對法國社會主義的定義和影響甚至直到二十世紀。

 

閱讀作業:

無。

 

第7節  大眾政治和政治方面來自左翼的挑戰  

 

2007年9月26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我要講的內容部份是工團主義,不過大部份是社會主義,然後周一我會講無政府主義。1864年,第一國際也就是第一國際工人協會成立了,而到了1876年,由於巴黎公社失敗所帶來的影響,加上歐洲多數地區以及美國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它被迫解散。鎮壓巴黎公社的阿道夫•梯也爾,正如你們所知-曾在1877年吹噓說,「再也沒有人討論社會主義了,天公地道,我們就這樣擺脫它了」,但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對社會黨在歐洲,尤其是在西歐政界站穩腳跟是至關重要的十年,因為在此後出現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對於當時的俄國來說顯然是違反憲政規則的,而社會黨在法國、德國、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的發展是大眾政治發展的一部份,它與政治聯盟的湧現密切相關,其中社會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也與報紙-黨報以及便士報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傳播方式密切相關。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巴黎有二十種日報,說不定不止二十種,很驚人,現在都有些什麼報呢?有《解放報》、有《費加洛報》,還有《世界報》,這是三種了,然後我想還有《法國晚報》留了下來,不過與以前相比現在的數量就少多了,社會黨人宣稱他們奉行國際主義,但問題是我們都知道,1914年在戰爭硝煙籠罩下,德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還是會兵戎相見,維也納的社會主義工人也還是會起兵攻打塞爾維亞和俄國等等等等,你們可以從奇普•索維溫的書中了解到大部份,但我要著重說明法國社會主義的出現,因為法國是我們討論的重點,然後我會稍微講講工團主義,這個可能周一講更好,不過不行,因為周一要講的內容太多了,然後我會回頭講社會主義,談談尚•饒勒斯他在1905年統一了法國社會黨。
 
大體上法國以及其它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被分為社會主義革命派和社會主義改革派;社會主義革命派主要受卡爾•馬克思影響,實際上應是馬克思的女婿一個叫保羅•拉法格的傢伙,你們用不著記他,是他把馬克思的譯作介紹到法國,你們知道馬克思信仰科學社會主義,他認為按科學分析,顯然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全世界的工人必將聯合起來擺脫他們的桎梏,在無產階級精神領袖的領導下奪取政權,所以原則上,社會主義革命派既不相信選舉也不相信改革。
 
社會主義革命派普遍認為,如果你鼓勵工人們,如《萌芽》裡的礦工們之類的來推動改革或是參與政治生活,如果你那麼做的話,那你就是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另一方面,他們讓自己受到約束,因為如果你想讓自己深受勞工大眾的追隨,你怎能不支持八小時工作制這樣的改革呢?這可是組織化勞動力的典型需求,你怎能不參加勞動節遊行。首次法國勞動節遊行是在1890年,來示威要求改革,而且他們也提出-由於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法國工人階級的處境日益惡化。這也讓他們陷入難題,但事實上,儘管出現了長期蕭條,工人們的境況卻是越來越好了。
 
即使貧富差距還在一如既往地加大,所以,他們覺得很迷惑,他們的策略是組織工人讓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是一個階級,意識到政治活動的重要性,讓他們參與到革命活動中來,以為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之日終將到來,記住,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裡我們並不希望發生革命,人們不會就這麼衝向市政廳或縣政廳來推翻當局政府,但如果你是在法國鄉村長大且祖父尚健在,你就會聽到你的祖父輩談起他們所聽說過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如果你生活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你甚至可能參加過幾場革命,至於多少場就看你怎麼算了。
 
你參加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你試圖就1851年的路易•波拿巴政變發動起義,最重要的是你參加了巴黎公社起義,巴黎公社對於激勵人民鬥爭來說太重要了,正如我之前說過的,有段時間人們似乎成為了自己命運的主人,由於各種政見之爭,公社也確實開展了一場有意義的改革,所以對於保守派中堅分子來說這是很可怕的,它既助長了那些想要奪取國家政權之人的氣焰,也就是那些社會主義革命派,當然,還有社會主義改革派,我們一會兒就會講到,但方式不同,另外還激勵了想毀滅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
 
1879年政府對巴黎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因此曾被迫流放或逃亡的人都回來了,除了這個保羅•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以外,拉法格寫成L-a-f-a-r-g-u-e--,朱爾斯•蓋德也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了法國,如果你去聖路易島,它現在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旅遊景點,但基本上已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在這個島上兩條要道交界處的角落裡有塊牌匾,你很難看到它,在二樓上面寫著朱爾斯•蓋德生於此,所以說,他是個巴黎人,出生於1845年,當時的聖路易島跟現在大為不同,沒有什麼Berthillon冰淇淋這一類的東西來敲竹槓。
 
其父為學校教師,由於沒錢付學費,他輟學了。他曾在巴黎塞納縣縣政府當翻譯,後來成了一名記者,和他那個時代所有聰明的年輕人一樣,他讀過維克多•雨果描寫巴黎的書,因此對窮人的境況非常關心,他成了一名共和主義者。巴黎公社運動以後他被判入獄五年,為了躲避入獄他去了義大利,在那裡他讀到了卡爾•馬克思的書,1877年他創立了《平等報》,發行量達到5000,你可以用這個數去乘以每份二十到二十五位讀者的量,因為人們通常在咖啡館裡讀報紙,所以這報紙的普及率比你想像的要大得多了。
 
他想要捕捉巴黎公社之後重新興起的工會運動狀態,1864年法國對罷工予以解禁,1881年承認公開集會合法化,他是個睿智、成功的宣傳者,這令中產階級感到非常恐慌,他被他的敵人稱作紅色教皇,社會主義革命團體內外都這麼叫,由於他的獨裁作風,他還有個外號叫紅色教士,他很高、很瘦,像個餓漢,就像當時的許多激進分子一樣,因為沒錢,他們一直都只能勉強糊口度日,有人形容他看上去總像氣色不好,臉色慘白,金屬框眼鏡背後露出暴躁的眼神,當他開口說話,即使是很普通的事,他的嘴唇也彷彿怒氣沖沖地顫抖著,他說起話來很有力,愛嘲諷卻無法像饒勒斯那樣吸引聽眾,我待會兒會說到他。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敵人叫他紅色教皇或是紅色教士,他幫忙建立了現代法國第一個大型政治黨派,最開始它有另一個名字,但後來它更名為法國工人黨,最初蓋德自己還猶豫要不要參加1881年競選,結果他們還得到了些選票,但創建這個黨的初衷是為革命,他們可不是什麼改革家,他們不指望通過選舉來掌控下議院,或是在波旁宮等其他國民議會召開的地方來通過什麼改革方案,而是要發起一場革命,但他創立這個黨派的初衷卻使得工人們疏遠了他,因為工人們想要的是改革。
 
我們又一次說到了社會黨,此時社會黨想要的基本上也是美國的保守派民主黨所想要的那些東西,他們談論的是改善礦井條件,八小時工作制合理的薪資制度和保險體制等等,法國工人黨一件很有趣的事是...叫它工人黨就好,工人黨…法國工人黨黨內是只有工人階級的,光從名字也能看出其階級組成了,有趣的是他們在某些地區做得很好,但從整個法國來說他們是非常弱勢的政黨,即使是在社會主義運動時期,主要是因為他們不願參與政治選舉也不願改革,他們認為選舉,以及那些現今我們在檔案館都能看到的大紅大綠海報都是很棒的視覺宣傳,它們應該是有效的宣傳途徑,能讓工人們思考自己的處境,意識到可以藉由革命打敗他們的階級敵人。
 
於是,蓋德及其盟友在北方做得很好,那裡有大型紡織業和礦工廠,另外在一些差別很大的地區也做得不錯,那兒有相似的利益關係、相似的工廠,但沒有像北方地區那樣忠誠於天主教,這些地區包括前波旁省、涅夫勒省以及阿列這樣的省,還有南方的一些地方進展得也不錯,比如埃羅,即貝濟耶和蒙彼利埃所在省,但在其它一些地方,像是里摩日,那裡的社會黨直到現在一直都很強勢,但工人黨卻完全失勢,所以即使是在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
 
蓋德總有點無法置身事內的意味,但是這些人的了不起之處在於…我指的是蓋德和布魯斯,我待會兒也會講到他,還有尚•饒勒斯,就是他們一直在奔波,這時鐵路就起推動作用了,他們每年所做的演講有上百場,他們經常在某個鎮上出現,我寫過一篇文章叫《De la Gare à la Conférence Contradictoire》,也就是《從火車站到偉大演講》,他們在這些鎮上討論對其他政客的看法,他們就像參加環法自行車賽那樣不停地做演講,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透過這些辯論,有關共和國、大眾政治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見習才得以形成。
 
法語稱它為「集會爭鋒」或者就叫它辯論吧!演講,然後是辯論,例如很久以前當我還在里摩日研究瓷器工人的時候會發現,有像布魯斯、饒勒斯那樣的人出現在那,他們會在里摩日周遊一圈,他們從勞工所或是之後的「人民之家」開始到處走走,參觀工廠、瞻仰歷史遺跡,我後來也享受了這樣的待遇,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曾是睡在火車站的,因為我沒錢,七天中會有一天晚上是在那度過的,我那時候真沒什麼錢,不過功成名就後我又被請了回去,得到我顯然不應得的獎賞,然後享受到完全一樣的待遇,同樣也周遊了一遍,即使我已經非常了解那個地方了。
 
我們從開胃酒開始,是在人民之家中喝的,早上十點半還是十一點開始,當你走走停停地參觀,那真是相當漫長的一天,一直持續到早上一點半,毫不誇張,凌晨一點半或兩點才結束,實際上現在也如此,但那時候要有趣得多,因為說得不好人們會中途離席,你還能看到蓋德這樣的人出現,他會做演講,在台上侃侃而談,下面有幾百人在聽,然後又有別人來跟他較量,你能看到社會主義改革派人士同他辯論,跟他說他的看法完全錯誤,當然,你也會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在外頭分發傳單,1968年時亦是如此,還能看到信奉社會主義的天主教徒,他們認為唯一可以使工人們回到自己陣營的方法是改革,他們會穿著牧師袍以此來據理力爭。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見習,凡夫俗子都會參加的見習,這也確實很棒,我也提過在公社運動之前也有這樣的見習,1868年至1870的普法戰爭時期在集會法頒布之後,主要是針對集會示威,該法令於1868年6月18日頒布,所以好歹大家都知道蓋德是誰了,然而大部份社會主義者都不信奉蓋德的主張,支持蓋德的大部份為產業工人,當然絕大多數是技工,還有些是小店員,就像我剛提到過的一樣,他最受北部紡織工歡迎,而非礦工。而現在,他這種思想幾乎遍佈各地,19世紀80年代初,他發現一個競爭對手,這個人就是保羅•布魯斯,我沒有把保羅的名字寫到黑板上,但是這樣拼寫的B-r-o-u-s-s-e--,他起初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並且可能杜撰了那句駭人的短語,我們下周一會講到「行動宣傳」,指通過縱火、暗殺或是炸藥來鼓舞群眾進行革命,周一再詳細說明。
 
但他離開了無政府陣營並成為一名社會主義改革者,同德國社會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斯坦的經歷極其相似,這個名字你們不用記,但他是歐洲社會主義改革者中很重要的一員,最後死在精神病院裡,他遠離了政治,幾乎完全瘋了,並不是死在醫院,而是在精神病院終其一生,結局很悲慘,就成立一個政黨而言,他反對蓋德的獨裁主義,他認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形成必須植根於社會現實,而不應光建立在卡爾•馬克思的思想基礎之上,或是建立在許多社會主義議會中歐洲政黨之間的辯論之下,諸如此類。
 
這是很重要的觀點,甚至影響了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發展進程,這一分歧在歷史上不僅一次,甚至在1905年之後,當革命派與改革派在尚•饒勒斯的領導下於1905年融合,這種對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依舊存在,就在蓋德派與改革派之間,蓋德派認為政黨制度應分層設計,自上而下,領袖做出抉擇並且依次傳遞下去;而社會主義改革派並不贊同這種獨裁的政黨體制,所以對立依舊存在。朱爾斯•蓋德一戰時期曾任交通或者商業部長,我記不清是哪一個了,所以他加入了一戰時期的神聖聯合政府。
 
但是構建政黨格局的對立局面依舊存在,並且在1920年再次爆發,蓋德派最終成為未來的共產主義者,組織形式就像他們原先倡導的一樣。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自上而下的政體共產黨的體制亦是如此,所以在1922和1923年莫斯科一紙命令,指示驅逐知識分子之時立即執行,關於這種分歧,共產主義的中央集權主義這種政體顯然過分超前了,但是這種政體可以從蓋德的思想主張,以及其他社會主義革命者主張的政權組織形式中窺見一斑,所以如果僅靠1905年的聯合的話,這種分歧是無法消除的。
 
那麼布魯斯當時的想法是什麼呢?他當時認為蓋德希望依靠革命一蹴而就,但布魯斯和他的同事都認為他們最終將會一無所獲,因此,他曾經寫到「最理想的社會革命應經歷不同的階段,我們的目標應和過去一樣,走一切可行性道路的革命」,因此那些改革派堅持走可行性道路,並且他們把他們的對手稱作「不可能派」,因為他們認為光跟隨革命派會一無所獲。
 
因此可能派以及被詆毀成為不可能派的人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布魯斯改革派聲稱現實社會的情況最為重要,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所有開礦工人的聯盟,但得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這也正是德卡茲維爾和北部礦工的目標,但和瓷器工人以及產業鏈上其他工人的目標大不相同。第二點是他們放棄了依靠革命來取得勝利的道路,儘管還是有很多人堅信終有一天將會有場革命,但是大家並未支持革命,因為在當時革命之路似乎不大可能。
 
政府過於強大,又有大規模的軍隊,他們對革命的打壓勢必是無情的,就像1907年酒業工人大罷工,酒業工人和雇主同時罷工,舉行示威遊行。還有1905年在里摩日政府毫無忌憚地槍擊那些示威工人。第三點,他們全力奪取地方政權,因為一旦你試圖為普通人做些什麼,就必須選出社會主義代表進入下議院,或是在地方政府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但是由於法國政體的關係,其地方政府的職權範圍實際上相當窄,現在亦是如此,關於這個我們有很多可談。
 
儘管如此,在確實得到了多數議席的地區,他們還是能有自己的活動資金來為職業婦女建立托兒所等等,還能為勞工所提供資金資助,關於這個我等會兒會提到,或是為「人民之家」籌資,可以做很多此類事情,在工人階級裡由於其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因此,以工人為主體的城鎮由他們當權,而保守派政府當然不想讓他們得勢,但也無能為力,並且在激進派之後,我們知道在1898年社會主義保守派或者溫和派雖然反對教權主義,但他們一獲得權力也還是常和地方社會主義者達成聯盟。
 
正是這一原因使得社會主義革命派在勢力上更為落後,他們對社會主義忠心不二,所以他們會說「我當然會把票投給社會主義者候選人,如果我們贏取了多數席位,如果某鎮近郊的工人階級能為我們社會主義政權爭取到多數席位的話,我們就可以著手進行改革」,蓋德派顯然解決不了這種問題,他們發現即使是他們自己也會不由自主的參加這種選舉,支持那些信奉社會主義的候選人。我舉幾個例子,這些城鎮算是社會主義改革派用以上方式奪取政權的典型例子,里摩日算一個,其市長為社會主義改革者,因此他們做出了些政績;魯貝也算一個,大型紡織產業城鎮還有里爾、圖爾寬,構成一體化城市,就在比利時的邊境線上,謝爾河畔的蒙呂松也是其中的一個,還有許多這種例子,什麼樣的例子並不重要。
 
但這所展現的是政治的可能性、政治的現實性,因此,從這些社會主義改革派政黨中誕生了市政社會主義,接下來就到了1890年的關鍵時期了,是98還是99來著,我想是1899,第一位社會主義派部長出現在內閣會議上,我們叫他密勒朗而不是密特朗,這個名字你可以在索維溫的書裡找到,這引起了蓋德派的憤怒,在內閣會議上,一個社會主義派的部長居然同絞殺公社的儈子手,還有作為軍政部長的前將軍同桌議事,他們這樣說道「相信那些改革者最後的結局就是這樣,嘴裡說著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還與那些絞殺巴黎公社的儈子手同桌議事,這就是你們所謂的革命」。
 
這樣衝突就進一步加劇了,但這兩個黨派還是於1905年合併了,即使他們之間的分歧仍然廣泛存在。雖然布魯斯不太像一個會引導革命的人,他是一個很富有的醫生,他祖父曾是個富有的穀物商人,這在支持他的選民們眼裡是人民的壓迫者,他的父親是個同天主教主教往來密切的主任醫師,他不知何故娶了俄國警務總監的女兒,法國相對來說是個小國,差不多只有蒙大拿州那麼大,也許稍微大點兒,但是又比德州小很多,他早在還是一名醫學系學生時就認識了蓋德,他曾就讀於蒙彼利埃大學,這座繼博洛尼亞大學之後歷史最悠久的歐洲醫學院,當他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時候曾被判刑,之後逃往西班牙,在那,他組建了一個小型社會主義團體。
 
那時他已接納了階級鬥爭,他就是我們說的典型政黨領袖,來自中產階級陣營,而選舉他們的常常就是普通工人,這也帶來另一種衝突,為了不讓你們弄混我再舉個例子,另有一個政黨其創始人為尚•阿勒芒,我們可以說得簡單點,就像索維溫說的「你怎能...」,社會主義革命派的人會說「一個改革派的政黨怎能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尚•阿勒芒則說「看看那些社會主義政黨,看看那些社會主義黨派的領導者,他們是來自卡爾莫的礦工,還是昂贊的礦工,或其他地方的嗎?他們是聖艾蒂安周邊的紡織工人或冶金工人嗎?不,他們是資產階級,他們是生活安逸的醫生」,就像布魯斯或是尚•饒勒斯,我等下會講到尚•饒勒斯,他是一名哲學教授,「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參與的政黨」。
 
於是,他們產生了分裂,其他黨派也產生了分裂,但基本上大概的情形就這樣了。再提一下,尚•阿勒芒是一名印刷工人,他聲稱布魯斯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所以相較而言,他更能理解工人們的心聲。但往前看,你也會看到同類情況,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同樣有一場驅逐共產黨內知識分子的運動,同樣也懷疑來自中產階級的空想家以及富裕、自由、激進的社會改革者,當時人們對階級差別也相當敏感,如果你再看看當時的共產黨,他們的領袖都是礦工或是冶金工人,包括排斥知識分子在內,這算是他們一種很深的傳統了,這些知識分子中許多都聞名遐邇,有著名的詩人、畫家等等,「你是資產階級,所以我們不接受你,你只想著你所屬階級的利益,而不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利益」。因此,在共產黨接下來的歷史中我們再次體會到了這種衝突的存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辯論的轉變,看看從一戰以前開始直到受到1971年十月(此處應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第二次俄國革命的影響之後發生了什麼,這些工團主義者又是誰,他們想要什麼?難道只是想讓局勢更加複雜化嗎?工團主義者比如尚•阿勒芒曾說過,「聽著,我們並不需要資產階級的領導,除此之外...」,雖然他們的中堅份子中的確有一人很資產階級化,「除此之外,我們甚至連政治都不相信」,至於怎麼從這裡…從工人階級相對其他階級而言更為凄慘的現實生存狀況發展到那去,發展成一場革命,就如同社會主義革命派所說,「這根本就不符合我們政治上的協定,這不過是一場虛假的革命,結果卻以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告終」,就如同密勒朗1899年的那位內閣部長一樣,那麼他們究竟想要什麼?在我們眼裡不過是他們工作場所的礦井,在他們眼裡卻是通往革命通往未來的道路。
 
因此在1895年到1907年之間,激進派工會和罷工的關係總是很密切,因此,在西班牙和義大利這通常也被稱作無政府工團主義,我接下來會在周一向大家介紹,不過時間可能有點緊,還是這次講好了。由於這些分散性的行為,工人們在工廠的生產活動將撼動資本主義及國家在地方上的根基,以及工人們透過工作建立起來的生產勞動關係很可能直接導致革命的發生,並且還可能就這麼直接粉碎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將勞工職業介紹制度視為最基本的社會制度,並延續至今。
 
工人們進城後能前往勞工職業介紹所到那尋找工作機會,來賺點小錢解決溫飽問題,他們會開辦舞會組織,慶祝勞動節,他們還組織民眾參加洗禮,這種洗禮儀式模仿自教會的受洗儀式,但地點卻是在勞工職業介紹所,這就成了社會主義視野下的發展道路,我是指工團主義視野下的發展道路,即通過集合各工會形成地方機制,進而形成各勞工職業介紹所,並在罷工時提供精神支持,也算是形成某種歸屬感吧!這些想法最初是由一個叫費爾納德•佩路提埃的人提出,並透過後人發展壯大。
 
諷刺的是佩路提埃本人屬於資產階級,他出生於1868年死於1901年,所以他沒活多久,其父為某牧師的辦事員,也是個正統主義者,也就是說來自一個君主主義家庭,就讀於教會學校,之後因撰寫反牧師小說而被學校開除,他沒有通過中學畢業會考,即高中畢業時的重要考試,這個考試過去也只有35%的通過率,後來慢慢上升到50%,現在達到85%左右,但參加法國高中畢業會考依然壓力很大、很大,但他沒考過,但他卻得了工人階級職業病,這種病害死了礦工和瓷器工人,還有許多其他工人,他得了肺結核,他曾是一名記者,但在工作十八個月後由於治療不得不放棄新聞工作,他因為這件事而轉變。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當他在寫資本主義垂死論的同時,明顯也是在書寫著自己的逝去,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死亡,我不知道他怎麼得到這個病,患病的途徑很多,但他不是在礦井裡染上的,他認為只有工人階級能革新世界,而不是自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只有工人們能,所以又一次證明他很像尚•阿勒芒,最終你所得到的就是生產者,即工人階級擴大化後的自由聯盟以及勞工職業介紹所,他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在於他依然相信階級鬥爭,依然相信工人階級是享有特權的,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則認為大多數是窮人反抗富人和反抗政府,例如,介紹所建設了圖書館,以便工人們能前來借閱。
 
所以,此間區別在於如果是社會主義當局,那麼當局會給勞工職業介紹所資金,反之,如果是在由激進分子或機會主義分子當權的反動城鎮,就政治意義上而言他們是不會把錢給勞工所的,所以這些就是工團主義者。我們談談喬治•索雷爾,他是位工程師,他最主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大罷工的想法,他稱大罷工為神話,不是那種憑空存在的神話,而是具有某種必然性、一切皆有可能的神話,是能鼓舞工人階級戰鬥的神話,是有一天能讓每個人放下工具、脫下他們的工作服,然後說一句「我們不再做工了」,然後整個資本主義就此結束,是不是太異想天開了,這當然異想天開,但這是在索雷爾的所作所為中對工團主義重大的貢獻。
 
於是當罷工在不同工廠間盛行時,在里摩日、在魯貝和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聖艾蒂安保守黨派,就形成這樣一個觀念,在工人們間也是,「這是不是大罷工了呢?大家會不會都把工廠給關了呢?」,在罷工期間工人們奔走於不同的工廠間,試著說服其他工人出來罷工,誰說得準所有工廠不會都來罷工呢?然後不久輪到里昂了,有謠傳說里昂會罷工,然後南特的工廠也關了,再然後大罷工就這麼終結了資本主義,顯然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但由於罷工運動的興起,1895到1907這段時期被稱為工團主義的輝煌時代,然後罷工就漸漸消失了。
 
那麼在1905年社會黨是怎樣統一的呢?雖然統一後社會黨中的緊張關係並沒有消失,但是法國社會黨在法國政治有中流砥柱的地位,而這主要是尚•饒勒斯的功勞。我現在先花幾分鐘談談他,直到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都是德國議會中最大的黨派,但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在1914年德國依舊是一個由野蠻人統治的獨裁國家,統治者荒誕、愚蠢,別讓我繼續說了,真是個愚不可及的君王,但在法國民主黨成為多數黨就大有可為了,因為法國是一個議會國家,雖不能說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女性仍沒有投票權,但它是個議會國家,尚•饒勒斯憑藉他的個人魅力和聰明才智成功統一了法國社會黨。
 
1981年,當弗朗索瓦•密特朗被選舉為法國總統時,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媒體的簇擁下前往萬神殿參拜尚•饒勒斯,所以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把不同黨派統一成了社會黨,並促進及推廣其發展,以至於在1914年7月31號他死後依然蓬勃發展,甚至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該黨依然存在,不管後世評價如何,他生來就是資產階級,他的家族中有當商人的,有做律師的,還有兩名海軍上校和一位主教,他父親是家族中最貧窮的,但仍娶了位成功的成衣製造商之女,他最終經商失敗淪落到在法國南部守著十五畝農場。
 
1859年饒勒斯出生於卡斯特爾,卡斯特爾在圖盧茲的西北部,離卡爾莫很近,是個在塔恩省生產礦物和玻璃的城市,那兒很美,那兒也有很美味的加雅克葡萄酒,而且越來越好喝了,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產玻璃和礦物,是個非常偏遠的省,有五萬人在農場做工,三萬四千名小業主,一萬二千名佃戶和佃農,以及一萬六千名臨時工,所以是法國最普通的農村,地區人口正慢慢減少,他因為有位富有的叔叔資助才得以讀書,他讀書時任何方面都名列第一,這在法國是很了不得的事,他贏得了去巴黎的獎學金,這就很像馬克西米連•羅伯斯比爾,但他們倆迥然不同,而且還可能一點都不喜歡對方,後來他進了巴黎高等師範大學讀書,是所大學校,也是巴黎的高等學府之一,他名列前茅,他名列第三,排在亨利•柏格森之後,亨利•柏格森是位名人,也是位被遺忘的老師。
 
他獲得哲學學士學位之後在阿爾比做老師,現在那是得獲得博士學位,然後有大學或高中教學經驗之後才能任職的,但如今在法國確是越來越難,因為工作有限,但在阿爾比教了之後你就能當教授了,於是他成為一名講師,之後成為一名圖盧茲大學的哲學教授,那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個不錯的學校,他因教書優秀而享有盛名,就哲學而言就是試著調和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分歧,如果你見過他的相片你會覺得他形象很模糊,有人曾這樣羞辱他,「他就像一個教初中的老師,永遠不可能升職,而且總是運動不足,或者他就像一個吃得又好又多的暴發戶」,他屬於中等身高,表情嚴肅,他既不難看也不好看,既不特別也不普通,他右眼瞼神經痙攣,看上去很白,但他本來也是,而且在他大笑時、在講笑話時就渾身發抖,從頭到腳。
 
他對一切關於宗教的事物心存膽怯,但卻以反牧師告終,雖然不反對宗教,當提到宗教時他總是很窘迫,他會辯解道「我保證事實比你想的要複雜得多」,他在迪耶普或者其他地方過節時就表現得像個資產階級,他看起來邋裡邋遢、粗野不堪,口袋裡總是塞滿了論文,當然還有書本,他的口袋相當大,但他終究是一位偉大的演講家-人們是這樣認為,我們並沒有關於他演講的資料片,但我們之後會看到里昂•托洛茨基-另一位偉大的演講家,他們倆被認為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演講家,並且那時確實有很多成功的演講家,尤其在德國,在政治圈裡比比皆是,他不像他朋友維維安尼曾在法國戲劇院上培訓課,並且還不斷地練習。我有個同事過去也常在停車場練習演講,他會看著後視鏡裡的自己演講,我不知怎麼想起他了。
 
總之,饒勒斯不是這樣的,他是位傑出的演講家,他就是為演講而生的,他帶給他聽眾的是眼花繚亂的視聽盛宴,而且他所做的就是讓同一個屋子裡有不同思想的人們思想統一,於是就有了1905年的黨派統一。談談另一個人,我總是想起他,儘管我倆政治觀點迥異,他是我的老友巴特利特•吉亞邁蒂,以前的校長,猝於1989年,他與饒勒斯一樣,和巴特利特•吉亞邁蒂同處一室,即使在某些事上我通常不贊同他,但最後往往贊同了,並且還把他敬若神明,我仍然想念著他,他能在每次爭論結束後讓大家基本上都贊同他,至少有調和的情勢。更奇妙的是幾乎所有人都贊同這點,真是太奇妙了。當我想起饒勒斯時總是會想到巴特,饒勒斯亦能如此,所以在1905年統一黨派。
 
後來他就在下議院工作,他代表塔恩省,礦工老板就有一次集體反抗他,但他還是回到議會了,並且一直在議會裡,直到1914年7月31號在他演講時,人們都聆聽著,當他在1905年演講時,還有之前那些年,人們都聆聽著,然後社會黨就統一了。當他在各地巡迴演講時,無論是在貝桑松或者坎佩爾,人們都駐足聆聽,且他不斷地進行巡迴演講,他為進步與改革奔走呼號,在一個日益混亂的世界裡據理力爭,而在7月31號的晚上,在他開始寫那篇著名的關於法國工人們該不該參戰的議題的時刻,顯然是二十世紀的關鍵時刻之一,也是他人生的最後時刻。
 
所以,他為工人與罷工辯護,他成為一個熱衷於政治的左翼派,甚至被他的對手所欽佩,因為他給法國帶來了人道主義的仁慈,以及自那以後法國的美好前程,一位值得欽佩的人物。總之1905年,即使社會黨內部劍拔弩張,但大眾政治形勢能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有個嶄新的局勢,並且從二十世紀頭十年一直延續到1914年,都是他的功勞。下周一我會講那些不想改變政府的人們,不想推翻政府,但卻想消滅它的人們,其中包括一些我所了解的,至少是在我的研究領域裡顯得更為有趣的人物們,周末愉快。

 

第8節  炸藥俱樂部:無政府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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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和其他左派不同,他們尋求摧毀國家而不是要拿下國家權力。艾米爾‧亨利和其他十九世紀後期的激進份子開啟了現代個人行動與濫殺平民目標的恐怖主義。儘管個人恐怖主義行為造成了可怕的後果,但都無法與國家恐怖主義的後果相比。


閱讀作業:

無。

 

第8節  炸藥俱樂部:無政府主義者  

 

2007年10月1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講無政府主義,我主要會探討一個歷史人物,一個我不羨慕的人,他是埃米爾•亨利,但在某種意義上他代表了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在十九世紀末的巴黎,而且我想如果要為一個人寫傳記,這不算是一個壞主意,去選一個僅僅活到二十一歲的人,因為這樣可以出一本更短的書,因為他被斷了頭-你們會看到,1894年前後,好,我們開始吧!首先和社會主義者不同,無政府主義者並不想獲取政權,即對國家的控制權,他們要消滅一切政權,他們要廢除國家,在他們的眼中…政治活動,這裡插一句,他們因此和工團主義者差不多,也和當時成長中的資本主義差不多,其軍隊保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是蒲魯東,他的影響力主要發揮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蒲魯東來自法國東部的柏桑松,他曾經寫了一本宣傳冊《財產是偷盜》,在1841年他說的是,太多的或不公正的財產才是偷盜,但這樣的標題非常有煽動性,而且他曾經寫過如下的話…服從法國政府如同服從監視,服從被檢查、被刺探、被指揮、被法律驅使、被標上序號、被管理、被納入統計、被洗腦、被布道、被控制、被檢查、被預估、被衡量、被審查、被一群這樣的動物管理著,這群動物既不具備合法的政權也沒有任何智慧,他們也並沒有站在道德的高地,被這樣的法國政府管理等同於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環節、每一次交易中,被記錄、被統計、被剝削、被奴役、被評判,作任何事都要執照、要授權、時刻被警告、被制止、被禁止,改革、糾正、懲罰以公眾利益為藉口,以大眾利益的名義而被迫貢獻、被剝削、被獨裁、被巧取豪奪、被壓榨、被哄騙、被搶劫,而人們的絲毫反抗和任何抱怨都會被壓制、被反擊、被中傷、被騷擾、被追殺、被虐待、被打擊、被剝奪武器、被束縛、被囚禁、被批判、被譴責、被射殺、被驅逐、被犧牲、被買賣、被背叛,甚至被嘲笑、被鄙視,憤怒而屈辱的,那就是法國政府和它所謂的正義與道德。
 
當時,追隨蒲魯東的有兩個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我不會在這裡講這兩個人,但他們非常傳奇,都出身貴族,一個是克魯泡特金,另一個是非常恐怖的巴枯寧[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歷史當中變得非常重要。克魯泡特金是一個地理學家,曾得到英國國王的賞識,最後被布爾什維克大革命震撼,他是第一批使用這個口號的人,以行動為輿論的武器,這種設想認為群體具有潛在的革命性,它需要一個火花、一個暗殺、一個炸彈來催化革命,無政府主義者暗殺了…看你怎麼數,五個、六個、七個政府頭目,在十九世紀末葉,其中包括美國的麥金利總統,他被刺殺在紐約水牛鎮,於一九零一年時,也包括另一個人,等一下我們會介紹,薩迪•卡諾,他是當時法國的總統。
 
我想從炸彈開始說起,因為這個炸彈…在許多年後我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感覺,兩次在飯館用餐後,我著作的標題浮現了,「終點」咖啡館,這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開端,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二日,一個蒼白消瘦的年輕人埃米爾•亨利,在他巴黎的房間裡準備了一個炸彈,他把炸彈藏在自己衣服下面,帶著一把上了膛的手槍和刀衝向了高級街區,在巴黎歌劇院附近。同樣的事情在這之前二十年也發生過,他想炸死很多人,亨利在歌劇院停下了腳步,歌劇院宛如巨大的鍍金訂婚蛋糕,一個華麗的舞會正在進行著,他知道自己無法穿越保安而盡可能接近他要炸死的人。
 
他轉而考慮Bignon餐廳,而後又考慮了美國咖啡館,然後是當時最時髦的,位於Grand Hotel裡的和平咖啡館,Grand Hotel如今依舊還在,他是一個漫無目的的人,一個受過點教育,曾有過一段虛榮心很強的時期,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一個貧窮而沒有目的的人,在城市生活中被邊緣化的人群,他來到林蔭大道,不僅是要漠不關心的從遠處觀望,像一個漫無目的的人一樣,而是來憎恨、來殺害。他繼續尋找著目標,每個地方的人都不夠多,晚上八點他來到終點咖啡館,就在聖拉扎爾火車站旁邊的一個角落,咖啡館裡的人多了起來,他點了一杯又一杯啤酒,然後抽一支雪茄,像平常一樣結了帳,交響樂仍在演奏,一小時後他走出來,轉身點燃雪茄把炸彈扔進了咖啡館,當時咖啡館裡的人很多。
 
以各種大型展覽聞名的巴黎被視為休閒和消費主義的代名詞,本身已成為一項永久的展覽,華麗的大道是它的舞臺,你們會在這門課稍後瞭解這段被稱為美麗時期的歐洲社會史;百貨公司閃爍霓虹燈招徠客人,精心陳設的櫥窗使得左拉[法國知名作家]稱其為摩登教堂,百貨公司的走廊被喻為華麗街道的延續,對比之下貧窮的工人生活在狹窄灰暗的街區中,那是處於社會底層、貧困者的聚居地,這裡不是這樣的聚居地,這裡是「終點」,是巴黎東部的平民社區,直到一八八四年還有人因霍亂而死的地方。
 
歐斯曼於五六十年代規劃巴黎重建,驅散了數以千計的平民,用更高的租金把他們驅趕到市郊巴黎的北部、東北部,乃至工人階級生活的市郊,但世界的首都巴黎不再是革命的中心,巴黎的憲兵看上去好像警察和軍隊,隨處可見而且的確非常非常之多,因此歐斯曼規劃的街道寬到不適合任何路障,對於一個印象派畫家雷諾瓦來說,街道兩旁的建築冷冰冰的好像等待檢閱的成排士兵,對於政權鞏固有個恰當的描述,十九世紀法國,一八九一年勞動節那天,軍隊槍殺了示威者,包括很多女人和孩童,在富爾米北方一個工業小鎮-毛紡小鎮。
 
法國當時或許沒有強硬的執行政權,由於在兩代拿破侖後對軍國主義的懼怕,但其他國家的權利都未如此集中,所以一八九零年初起,無政府主義者開始發起小規模組織,沿著穆費塔爾街區在萬神殿區域,一個叫尚•格里夫的人,在140號創辦了無政府主義者的一份報紙,在拉丁區四處,還有蒙馬特和東部的工業區以及市郊,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你們都聽說過,是一段醜聞時代,醜陋的巴拿馬運河醜聞和許多其他醜聞,總統的女婿出賣法國榮譽勛章等等,巴黎公社的記憶在無政府主義者腦海中被喚醒了,兩萬五千多人被槍殺,從蒙馬特山上,從佳麗村另一個周邊地帶,無政府主義者俯視首都的繁華,他們憎恨這座城市。
 
很多人推崇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代表邁克爾•巴枯寧,對他來說破壞是一種激情創作,那會帶來政府、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的終結。「現代國家」巴枯寧寫道,「利用現代集權賦予他們的恐怖行為方式,正變成一個巨大而具有毀滅性的現實」,這正像那些被屠殺的巴黎公社支持者在1871年5月看到的一樣,所以一波無政府主義者的炸彈襲擊在1892年到1894年間橫掃巴黎,這場恐怖襲擊以刺殺薩迪•卡諾為終結,在當年六月的里昂,經過兩次嘗試,義大利國王溫貝托一世發現「被刺殺已成為他這種人的職業風險」。的確,他不久後也被刺殺身亡,然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都自認為是和平的代言人,看路易絲•米歇爾[巴黎公社女革命家]的例子,的確是這樣,一個女性的和平代表,你們可以讀讀她的故事。
 
而對於克魯泡特金和他之前的蒲魯東來說,他們的目的是原始的,他們的目的是沒有任何國家政權的社區,蒲魯東曾經生活在法國東部的汝拉山區以及瑞士,那些鐘錶匠在沒有政府的干涉下生活的不錯,但正如我說過的,正是克魯泡特金接受並創造了這個短語「以行動作為輿論導向」,有的時候也被認為是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馬拉泰斯塔的傑作,他在西班牙有很強的影響力,在義大利和阿根廷也是一樣,他本身看上去並不像個這麼恐怖的人-當你在他旁邊時,但其信念同樣是暴力、是社會變革的火花,後來克魯泡特金懷疑過這個看法,他說,「從個人角度講我不喜歡這些爆炸,但我無法忍受自己看著指責那些被驅趕至絕望的人」,他在1880年描述了永遠暴動的重要性,通過口頭和出版的輿論宣傳,通過使用武器和暴力,「一切不合法的都是好的」。
 
炸藥的發明者是1868年諾貝爾和平獎創立人-諾貝爾,而這一切帶來的結果看上去卻是平衡了鬥爭的場地,這似乎表現了現代革命的煉金術,作為對於許多邪惡屈辱和軟弱不平等和挫折,對於社會剝削的憤怒和不公的補償。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約翰•莫斯特來到美國,他在自己的報紙中寫道-自由存在於能毀滅資本主義的炸藥之中,正像槍桿和火藥終結了封建社會一樣,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呼嘯著,在被執行絞刑以前,在芝加哥的集市裡,時間是一八八六年,「把炸藥交到數百萬被壓迫者手中,科學才真正發揮最偉大的作用」。
 
著名的拉瓦紹爾,法蘭西斯•克勞迪亞斯•拉瓦紹爾把這句話銘記在心,他於1859年出生於聖艾蒂安附近的赤貧家庭,他爸爸是一個荷蘭磨坊工人,拋棄了妻子和他的四個孩子,在小學和做彌撒的時候他因衣衫襤褸而被戲謔,他的穿著好像乞丐,他換過幾個工作,但沒有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隨後他加入無政府主義行列,轉而開始盜墓、偽造,最後是謀殺,勒死一個藏了很多錢的奇怪老隱士,在聖艾蒂安附近山上隱士的家中,他被拘捕後成功逃脫,並用假名奔赴巴黎生活。
 
1891年警察對示威者開槍,在巴黎克里奇大道,位於巴黎市郊,三個人被帶到警局並被毆打、被審判,兩個被判了長期服刑,拉瓦紹爾的兩個行動隨之而來,他炸毀了當地兩個法官在聖日爾曼街的住所,這是一個高級住宅區,在克里奇大道;回家的路上他在一個餐館停下,餐館名叫Le Very,v-e-r-y,帶重音符號[指法文字母],位於瑪根塔大道,一個服務生記得他左手上有一道刀疤,三天後他再次來到同一個地方用餐,因為他身強體壯,十個警察才制服了他,「看看這隻手」,他對法官說,還有陪審團,「它殺了近十個資產階級富人」,他在十一號被砍了頭,1892年7月在蒙布里松的羅亞爾河這個地方,幾天後炸彈摧毀了Le Very餐館,殺死了Le Very裡面的客人,店主認為是無政府主義者用來當作標誌的那個叛逆的詞彙所造成。
 
拉瓦紹爾對於當代人來說是如此恐怖,有段時間裡他的名字成為法語中的一個動詞,和爆破是同意詞,他死後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他們倫敦被驅逐的友人,以及歐洲大陸的所有人夜以繼日的討論著這些襲擊的是是非非,這裡有一個木刻,你們可以看到,這是藝術家夏洛特•莫寧的作品,重新展現了被廣泛閱讀的無政府主義,報紙用殉教者來詮釋拉瓦紹爾,他挑釁而英勇的臉龐置於斷頭臺中,一些憐憫的人開始把他們的殉教者-把拉瓦紹爾比作暴力版的耶穌,他們都是三十三歲被處死的;無政府主義者還唱著拉瓦紹爾的歌,拉瓦紹爾之歌配上「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旋律,那是法國革命時期的一首歌,「在巴黎這座偉大城市裡同住著腦滿腸肥的富人,還有饑腸轆轆的窮人,但他們有長長的牙齒,拉瓦紹爾萬歲,讓我們為拉瓦紹爾起舞,爆炸聲萬歲,該來的終究會來,該來的終究會來,一切都會好起來」。
 
拉瓦紹爾死後的悼詞裡,一個無政府主義評論家、藝術評論家、文學評論家-保羅•亞當-發出警告,拉瓦紹爾的殺害將開啟一個新時代事實,的確如此,一個無政府主義作家讓公眾感到憤怒,他言詞激烈的寫道,「受害者的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如果姿態是美麗的」,寫於《美麗的姿態》[同名小說],嚴重的精神分裂征服了巴黎,有錢人不敢去好餐館和劇院,富人區的人們不敢把房子租給行政長官-因為對炸彈和炸彈投放者們的懼怕,巴黎接近二十家報社報導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歷次襲擊,這是炸彈、這是湯鍋、這是平底鍋、這是沙鍋,但這是一個炸彈,寫著數百個,這是第一個,他們這一次發明的這個裝置能引爆,並且製作出他們認為最安全的炸彈,他們繼續用沙丁魚罐頭這樣不常規的東西製作炸彈。一個叫做吉拉德的在官方機構任職的化學家對這些炸彈進行檢查。
 
在檔案館裡保存有數百封字跡潦草、曾經被投遞到地主、資本家和富人家裡的恐嚇信,這些恐嚇信都署名復仇者拉瓦紹爾,或署名此區的無政府主義者給無產階級剝削者的信函,「最後,當社會審判日來臨,下星期日,五月一日你們都會被炸死,署名拉•達那馬特,在蒙馬特」,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會跳著一種叫做炸彈波爾卡舞的舞蹈。另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在1893年12月9日,奧古斯特•瓦利恩特失業了,不能養家糊口而憂心如焚,他把一個塞滿大頭釘和圖釘的炸彈扔進了眾議員的議事廳,瓦利恩特的目標不是殺死某個人,而是想在眾議員們的臉上留下幾道傷疤,以此引起政府對貧困人群的關注。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的糟糕,他被當場抓住,簡短的審判後被推上了斷頭臺,付出生命的代價向強權怒吼「無政府狀態萬歲」。
 
埃米爾•亨利的父親在詩中寫到,他是一位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被選舉為第十郡公社的一員,也是巴黎公社聯邦警衛隊的核心人員,他在西班牙逃過了死刑,隱藏在西班牙北部的礦工中,並從社會主義者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在西班牙的權勢很大,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尤其是在北部的巴塞隆那和南部的安達盧西亞。埃米爾於1872年出生在巴塞隆那郊區的紡織品工業區,他有兩個兄弟,福瓊是哥哥,父親因汞中毒死於一八八二年;十五歲的弟弟朱爾斯也於1894年夭折了,亨利太太帶著孩子回到巴黎。
 
埃米爾進入巴黎的學校上學,繼續接受與其在其他地方同等程度的教育,他的母親利用已有的一點房產開了間小旅館,沿著街走真的有一個小旅館,我確實找到了它,在一個叫布朗的地方,目前有點奇怪的是,那裡離迪士尼樂園不遠,以前那裡是真正的農村。埃米爾還獲得了獎學金,他很聰明,通過了初中畢業會考並參加了高考,他十六歲通過了難度很大的中學畢業會考考試,考試包括物理、數學和化學,之後知道他學的知識沒有浪費。
 
最後關於學業的資料顯示,他第二年將到法國綜合理工學院學習,那是一所很不錯的學校,一所軍用工程學校,入學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他通過了筆試,有可能被接受,面試後卻被拒之門外,但他可以再申請一次,他聲稱一位朋友在他考試的時候向教室裡扔了一個炸彈,後來他發誓要報復資產階級社會,諸如此類,這個問題沒持續多久,他在一位在威尼斯工作的水利工程師叔叔的幫助下進入了該校,他卻出人意料的回到了法國,開始涉足神秘領域,試圖與已逝父親的靈魂取得聯繫,那是類似用意念移動物體的理論。
 
他無政府主義的朋友查爾斯•馬拉度認為他掉入了靈性思想的深淵,他渴望知識卻把精力浪費在通靈之類的事上,但在巴黎的他對此置之不理,他在巴黎附近到處打零工,他的哥哥福瓊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並且在巴黎附近酒館和咖啡館的集會和辯論中非常有名氣,主要在蒙馬特聖殿街和拉丁區附近,他哥哥由於不當言論在1894年被捕,埃米爾正好二十歲,和你們現在一樣大,他被同學稱呼「微生物」,因為他個子較小,他臉色蒼白、眼窩深陷,下巴上長有金色鬍鬚,留著老掉牙的髮型;他很關心母親,步行到很遠的火車站乘火車去探望她,這是一間酒吧,幾桌客人在喝酒,桌上鋪著桌布,綠色的百葉窗,紅磚屋頂,食物豐盛,洗過的衣物在陽光下晾曬。
 
我認為這是村莊。埃米爾每月賺一百二十法郎,三分之一交給母親,下面的就是她,這張她在上面、左邊,過早衰老,這是他生活過的地方,我去過所有他生活過的地方,也設法進去每個他生活過的建築,追隨他的足跡,我不欣賞他,但是,看他所看這樣的嘗試很有趣,這也是我喜歡歷史的原因。
 
他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團體,閱讀克魯泡特金的著作《麵包與自由》,也涉獵馬拉泰斯塔和許多法國同行的論述,他的兩個目標-私人財產和強權制度被他稱之為兩個邪惡的根源,也是社會體系建立的根基,他寫道-不得不摧毀根除現有的社會制度,他沒有失去理智,用區別和審視的眼光看待,不同於那些到無政府主義集會聽演講的人,或即使只去過一次的人,哪怕對演講只理解皮毛,演講都會慰藉那些不幸人們的心靈。
 
與瓦揚相比,他愛民眾,瓦揚是只知道扔大頭釘炸彈的傢伙。在馬拉度的記憶中,埃米爾只喜愛這個理想,他與愚昧、怯懦的民眾有顯著的不同,感覺不一樣,許多從事文學和藝術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見過的,像卡米耶•畢沙羅,他是無政府主義畫家,蒙馬特也是這類文學和文化無政府主義的中心,這類社會精英中的無政府主義者也住在蒙馬特,因為這裡物價低廉,他們的後代遷徙到蒙帕納斯,現在蒙馬特已成為旅遊勝地,然而它仍有魅力。埃米爾•亨利很不合群,他從不在公共場所演講,據我所知,儘管他曾在一次集會上怒吼,根據他死後研究,無政府主義者聖鞠斯特是一個冷酷、冷血的傢伙,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搶劫自己母親的銀飾品,成為公眾安全委員會中的一員,他和羅伯斯比是主要領導人。
 
他不像天才演講家福瓊那樣有演講天賦,一八九三年三月福瓊舉行演講,他們總是在這個地方見面公開指責官僚階級和資產階級,他拿出了一個裝滿炸藥的彈藥筒,他說「這是我們的武器,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武器」,然後他拉出他口袋裡的彈藥筒,那其實只是一支鋼筆或一個裝鋼筆的盒子,但他和埃米爾被捕了,埃米爾丟掉了他在製衣廠的工作。我喜歡這個地方,因為這裡是鄉村小路,在巴黎的中心,這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標誌如此漂亮,那家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不在那裡了,那是埃米爾工作過的地方,他被捕又被釋放後失去了這份工作。
 
糟糕的工作不斷更換,有一份工作是無薪水的製錶匠學徒,可能是為了學做炸彈的定時技術。1892年他時來運轉,雇主非常欣賞他的精明,他成了一名會計,做一些寫信等等相關的事情。在1892年,他短暫地做過無政府主義報紙的管理者,同時收集製造炸彈的材料,學習如何製備這些材料,那年的七月,他和他的哥哥帶著炸毀當地治安官的打算去了聖艾蒂安和蒙布里松,拉瓦紹爾就是在那裡被審判的,我去了聖艾蒂安,試圖找出他是否去過那裡,警方認為去了,但我沒有確鑿的證據。
 
不管怎麼說,警方的密探和警方遍布各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約瑟夫•康拉德有一部很棒的小說名稱是《密探》,G.K.卻斯特頓也有一部作品是《星期四人》,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中有七名成員變成了警方的密探,倫敦到處都是密探,看看荷蘭、西班牙、法國、俄國、捷克和所有其他的歐洲國家,他無意中告訴某個人沒有放入足夠炸藥的裝置不會爆炸,下次多放一些酸,看看會有什麼結果。警察局的資料有詳細記錄,我見過警方資料給他的編號是318532,所以警察的存在對我來說是好事,密探已經深入那些團體之中。
 
其中一個代號末尾是數字4的密探報告說,無政府主義者似乎不再玩老把戲,在無政府主義者過去常常去的集會場所,警察們正匆忙的記錄辨別在那裡的每一個人,非常擔憂那些危險人物不是在那裡演講,而是懷著邪惡的想法躲在陰影裡打量其他人。某種程度上,在心裡他們總是露面後又快速離開,這些都是最暴力的人,他們讓行動起到宣傳作用,他們也不是裝腔作勢、夸夸其談的人,他們屏蔽自我,他們從無政府主義圈子內社會主義者和個人自主主義者之間的辯論中獲得靈感,社會主義者演變為工團主義者,單獨的無政府主義者作出決定去屠殺敵人,個人自主主義者。
 
這樣…我用演講裡的描述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像炸藥俱樂部一樣,炸藥俱樂部認為問題並不在於警方,因為他們更瞭解,而是在於群眾,想像一下每個事件,每個沙丁魚罐頭背後都有摧毀社會制度的險惡用心,這裡沒有俱樂部,只是無政府主義者中的一小部分、一些暴力的個體做出這些事情,在一年前,一八九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卡爾莫一家礦業公司的雇員,礦工的罷工已經使饒勒斯很有名氣,在屋外的地上發現了一個包裹,也就是歌劇大道十一號,十一號就在左上方。
 
照片拍攝於一九零零年,我和我兒子也進入過那棟建築,我告訴兒子,當時炸彈放在哪裡,它仍然是一個優美的建築,他們笨手笨腳地搬著包裹,到了樓下把包裹放在後門入口處人行道上,警察來了並建議最好把包裹帶到警察局處理,他們沒有注意到有一些粉末從裝置裡滲漏出來,過去人們就是如此稱呼,那是一個可逆炸彈,這個炸彈沒有引信而是由化學品混合發生爆炸,這些可憐的警察把包裹搬到最近的警察局,這就是那個建築現在的樣子,你可以進入建築內,就在一樓,我喜歡這樣的材料,就是喜歡,這是警察局,現在還在那,他們搬著包裹穿過庭院,一個人說,快點,太重了,真的很重,他們把包裹放在桌子上,爆炸了,胳膊、腿,到處都是,經清點,五個人被這種恐怖的方式殺死。
 
炸彈曾經被報紙包裹著,是一八九二年七月一日關於低速炸藥臨時工事件的報紙,爆炸案導致埃米爾•亨利和他的哥哥被捕,埃米爾•亨利被從巴黎帶到了倫敦並發表了他的道歉信,他是一百三十個嫌疑犯中的一個,他圍著菲茨羅伊廣場徘徊,現在菲茨羅伊廣場和夏洛特大街滿是價格昂貴的餐館。他與其他無政府主義者在那裡徘徊,奧斯卡•王爾德的一個朋友記得在那裡見過他,他能說一些英語但是不流利,他曾經對一些人說,「今天是舞蹈課的周年紀念日」,於是就扭動身體跳上跳下,在監獄的最後日子裡他很驕傲,他已經消滅了六種敵人,馬拉度說,他的世界裡只有他自己,他對自己說,他毀滅天使這個角色才剛剛開始。
 
為什麼警察認為他有很大嫌疑呢?因為一個警察剛好在那天…那天…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八日去法國北部諾爾省的車站附近工作,他有兩件差事要做,一個差事在瑪德琳教堂附近,另一個在凱旋門附近,他老板給了他一些錢去做差事,巧合的是一個警察也嘗試做同樣的事情,並且聲稱他不能回到在蒙馬特的家,在貝龍路公寓的第五層拿到炸彈-我喜歡這個材料,直接回到歌劇大街完成他的差事,在兩個小時十五分鐘內回到公司,看起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親自走了一遍,我用公車和地鐵取代有軌電車和公共馬車,我用出租馬車取代四輪馬車,我沒坐過這種車,我雇的馬車不能在歌劇大街左轉,所以我扣掉十一分鐘,我停下了,我不能進入那天他取炸彈的那個建築,然後我在大約兩小時15分鐘或是16分鐘後回來。有人在1894年做了同樣的事情,無疑他也沒能完成。
 
無論如何,老埃米爾還是去了倫敦,而此時我只是在設想他曾經設想過的事情,使他轉變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因是巴黎以及法國各地都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很顯然,父親留下的遺產與此是有一定關係的,從來沒有人以如此炫耀的、甚至可以說是有些過分的方式快樂地生活在「美好年代」的巴黎,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俚語],現在人們對那時的懷舊情節,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偉大創造力以及之後一戰帶來的可怕場景,但其實「美好年代」對大多數人來說沒那麼美好,而促使他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因素便是他所住之地全位於一個地方,與一分鐘前描述之地不同,這裡靠近巴士底監獄並皆處於巴黎的邊緣,而他住過的房屋外觀直到現在都還保持原樣,這幢建築靠近蒙馬特高地並且聖心堂也在建造中,這和那幢建築是同一時期的,直到現在都沒有完工,它那口鐘聲可覆蓋整個城市的大鐘還沒有被安放,而聖心堂是建造於巴黎公社創建的地方,它也被視為是用於替「道德秩序」政府[十九世紀晚期法國保守政府]贖罪的紀念碑,因此,人們憎惡聖心堂並且經常歸咎於它,他們挺能想的。
 
左拉在1898年寫了本小說叫《巴黎》,以埃米爾•亨利和其他一些人為人物原型,這位牧師的兄弟拋棄了他原有的信仰,就像電腦記憶體一樣,他想炸掉聖心堂,埃米爾•亨利就住在這附近,他住在維龍街,現在是相當時尚的街區,他住在那兒的頂層,他就是在那裡製作炸彈的,然後他搬到這個地方,此地叫做「弗舍山莊」,其實這裡一點也不好,這保持了當時的建築原貌。在一八九四年的時候他住在這裡面,我去那裡是因為我必須要看一下,這是一個很適合寫生的街區,那裡有許多毒販也有不少毒品交易,我可不想被當成一個便衣警察,也不想被當做一個有錢的遊客,就這樣,我躲在一輛卡車後面拍照,然後走上前去向他們打招呼「哥們好啊」,我必須親眼看一看。
 
然而,當你走出這裡的時候那便是你被這裡所接受,那是一八九四年的情況,當你走出這裡,右轉便是「美麗城公園」,沿著霍格特廣場向下那是他掉腦袋的地方,如果他向外看,他很幸運他看不到蒙帕納斯大樓,那時還沒有這座大樓,但是他能看見他憎惡的東西-艾菲爾鐵塔獨一無二的矗立在那裡,並且已經存在五年了,還有萬神殿,那是國家紀念他們英雄的地方,還有巴黎聖母院,他也很憎惡,他曾經寫道-愛能使人憎恨,寫於他被送上斷頭臺之前,他只是抽象地愛著人類,他也深愛他的母親,他愛人類卻憎惡國家,因此他著手去破壞。
 
所以這些便是可見的目標,我想在新文化歷史學他們會這樣稱呼上面那些建築物,或者他鄙視和憎惡的那些遺跡,如果你們在閱讀生涯中讀過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故事的結尾拉斯蒂涅克來到拉雪茲神父墓園,貧困的他…拉雪茲神父墓園並不殘破,但周邊地區卻相當破舊,他指著巴黎西方「漂亮的巴黎」,他說了類似以下的話,「寶貝,現在是你我之間的戰爭了」,但他也想有快樂時光,也想和不錯的女人同床共枕,他只想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埃米爾•亨利指著那些街區說「寶貝,現在是你我之間的戰爭了」,他是認真的,他製作炸彈並著手去破壞,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行為被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歌頌的時代。
 
一八九四年二月,他把爆炸裝置扔進了一家名為終點的咖啡館,擊中了一盞大吊燈然後碰到一張大理石桌子,炸彈落地並爆炸,有二十人受傷,其中一個不久後死去。破碎的玻璃、桌椅的碎片、鮮血和傷者,恐懼無處不在,一個建築師身上有五處傷,一個工匠有十七處,亨利目睹了一切同時也被看見,在這一刻,即便如此他還喝了一小口別人的啤酒,如果不這樣他不會被捕,我們可以排除他間接自殺的可能性,我將會在接下來一分鐘內詳細討論此事,他說「哦,幹這事的惡棍到哪去了」然後跑掉了,然後他被一個警察和一個理髮師學徒,和一個驗票員在電車軌道上追趕,最終他們在聖拉扎爾車站的拐角處抓住了他,他果斷掏出手槍並射擊,同時也掏出匕首-匕首上沾有毒物,一個名叫普瓦松的警察幸運地躲過了一劫,因為他的大錢包擋住了一顆子彈。
 
然後,埃米爾•亨利被關到巴黎古監獄,他所住的牢房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丹東、羅伯斯庇爾,和瑪麗•安東尼[路易十六之妻]以及路易十六都曾關在這所監獄,關於此人的情報來源者之一便是獄卒,因為他們試圖從他那得到情報,而他則想讓他們改信無政府主義,所以他們之間有種很有趣的關係,他被關入監獄的第一夜,他的朋友們闖進牢房並攜帶了足夠的炸藥,製作了十四或是十五個炸彈,所以巴黎退一步說,處於高度危險中,因此埃米爾•亨利被嚴加審問,他誇張地向無政府主義致敬,並以無政府主義的名義做出宣言,宣言內容流傳至今,他說「在西班牙你們絞死我們,在德意志你們吊死我們,你們到處射殺我們,在法蘭西你們把我們送上斷頭臺,但是你們永遠也無法滅絕無政府主義,因為它已深深扎根」。
 
不足為奇,他被判處死刑,而他在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這天被處死,凌晨四點,所有劊子手都來自同一家庭,這個叫迪布雷的傢伙就是劊子手。我必須回過頭用一分鐘時間再說說那女人,這就是迪布雷,被稱為「巴黎先生」,他是首席劊子手,對他而言殺人僅僅是個數字遊戲,法國最後一次公開處死犯人是在一九三六年,而法國最後一次死刑使用的是斷頭臺,當然,像往常一樣,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或者一九七三年,我記不清日期了,那個讓人感到恐懼的早晨,人們購買在屋頂的座位,有些小孩的父母購買屋頂的座位,就好像他們在瑞格里球場外的屋頂上觀看小熊隊的比賽一樣[芝加哥棒球隊名]。
 
執行死刑對於這些人來說就像節日一樣,當然也讓他們夜不能寐。人們也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什麼時候開始執行?他什麼時候被處死啊?」,我曾試著在這本書裡重現這種場景,有關迪布雷、有關這木製小輪車所顯示出的公正,還有副手們把斷頭臺立起來,就像組裝一件完美的玩具一樣,還不需要任何釘子,因為一切零件都完美地組合在一起。的確,這些斷頭臺對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因為這是一種殉道、一種革命的不朽精神,這也源於基督教教義,不是嗎?如前面所講,你們已經理解我所指的含義,但這些殉道的場景和無政府主義者賦予其中的效用依然是很有重要意義的。
 
那麼這是一種間接自殺嗎?他本已和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妻子墜入愛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她的房子離他被處死的地點不遠,他碰巧遇到了她,他們倆和她的丈夫一同去他住的旅館,他想正式宣布他的愛慕之情,而她也有一點甩掉丈夫的想法,這是間接自殺嗎?明顯不是,因為到最後他本想逃掉,而且她對新生活也是充滿期待的。他被處死後她接受記者採訪,她說「哦,他如此愛我,常人是無法理解原因的」,整件事簡直讓人無法理解,但可以說這根本不是某種形式的間接自殺。
 
那麼,關於這種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我想表達什麼呢?有哪些新意呢?很多東西,拉瓦紹爾、瓦揚都很貧困,拉瓦紹爾是那種貧困潦倒並難以相處的人,瓦揚不是,他是個很受尊敬的人,西歐的大部分人、某些俄羅斯人例外,但他們不是反政府主義者,這是個叫做「人民的意願」的群體,他們都是普通工人。埃米爾•亨利是個知識分子,他是個知識分子,這可是從未出現的,但其實這並不比其他創舉更顯重要,他不像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以國家首腦或者穿制服的人為目標,他選擇了那些他憎恨的、喝著啤酒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因為他們支持資本主義,因此他向他們扔炸彈,他清楚自己想要殺掉很多這種人,他坐在那看著他們。電影《阿爾及爾之役》有一幕很令人感到驚奇的場景,一個女人埋了一枚炸彈,然後她看著那些將要被炸死的人們,因為她在那裡埋了炸彈,她看著那些人並大喊「我要殺了你們,我要殺了你們,因為我愛、我恨」,這的確是很新奇的事。
 
思考此事與現代恐怖主義有何關係,有關係嗎?我不知道,僅僅帶給我們一點深思吧!無疑,他們之間有某種聯繫,如果你們以賓拉登為例,眾所周知,在九十年代末期他宣稱要攻擊平民-美國平民,就如同攻擊美國軍事人員一樣,這都是眾所周知的。另外一種聯繫是在現代恐怖主義內部本身,類似知識分子、學生以及貧困潦倒的人之間以某種方式聯合,同樣也有很多不同之處,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就是某種…但這很不同,但同樣值得深思。第三,整個的革命永生精神,你殺人然後你死了,你就得到革命主義,永生對於許多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來說這便是進入了極樂世界。第四,兩隊恐怖分子攻擊一個強大的敵人,這是他們慣用的破壞模式,並試圖「殺一儆百」,這是句中國古諺語。
 
他們想攻擊國家和資本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者而言,目標與當代恐怖分子的目標同樣明顯。第五,炸藥,比如路邊炸彈被看作是平衡雙方局勢的有效武器,你攻擊的時候想證明你很強大,其實你很弱小,他們演示了強大的國家對於一小撮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言也是脆弱的。還有,我上面所說這些組織,他們也總是在試圖找一個人包辦一切,當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不是我所說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同時也不是當今的情況,因此,那時的法國政府和現在的官員都傾向於搜尋集中組織的大規模秘密行動,而不是對小團體中的成員,或是在當地獨自策劃和組織的個體,或自由行動採取措施無政府主義者。再講一次,總是在強調個人的完全自主,其實如我所講,他們只是強調那些潛在的非常危險的個體的自主而已。
 
我很厭惡埃米爾•亨利所代表的一切東西,但我試著去理解他的仇恨。還有一件事可以接著說,那就是當你們想到恐怖主義這個詞,其實這個詞源自於國家採取的威懾行動,法國大革命中「恐怖統治」震懾了反對者,人們也經常忘記,其實恐怖活動的最主要受害者…受害於國家恐怖主義,而無政府主義者憎惡國家,是因為他們近距離看到了國家恐怖主義,對巴黎公社以及在克里希警察打人事件中的所作所為。還有一八九一年在北部發生的罷工和遊行活動中國家對無辜者的屠殺,以及年輕女人們被子彈擊中而倒下,這些場景都該被銘記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期間的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襲擊中,他們殺害了差不多六十人,傷者超過二百人,很悲慘啊!但是如果你關注國家恐怖主義,有人得出比例大約是二百六十比一,二百六十個受害者,依比例算,襲擊事件中受害者僅僅為一個。
 
恐怖主義已經變為政治進程的一部分,而它也被稱為「死亡之舞」,或是某種國家和其最大敵人之間的可怕舞蹈,雙方相互作用,誰也離不開誰,不同政見者的仇恨也只是被當局的過度反應而煽動,這只能激起更多襲擊而已,當然,這不是一節政治學課,但美國政府以及其他國家政府在應對911恐怖襲擊中的反應就是個很好的例證,當國家採用諸如虐待或折磨囚犯的手段激起了對方的仇恨,兩者的關係彷彿又回到了一八九零年代的西班牙和二十世紀的頭十年,以及巴黎公社運動之前,更不幸的是,就在我們今天,這便是埃米爾•亨利的故事,周三見。

 

 

第9節  秘書長布朗熱和德雷福斯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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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十九世紀法國的兩個重大危機,布朗熱事件與德雷福斯事件,可以透過無斷高漲的反猶太主義和極右翼政治力量加以理解。尤其是德國征服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助長了民族主義份子和右翼的不滿情緒,尤其是在法國農村。當時的大眾媒體形塑了政治取向和偏見,廣見於圖解期刊和愛國歌曲。

 

閱讀作業:

Carles, Emilie.  A Life of Her Own.

 

第9節  秘書長布朗熱和德雷福斯上尉  

 2007年10月3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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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 咖啡館和飲酒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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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因為飲酒是法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的組成部分,酗酒歷來常被略去不談。儘管明顯有人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如左拉的《小酒館》,但僅在過去五到十年間,政府才認真地嘗試解決國民酗酒的問題。使酒精植根於國家文化認同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某些葡萄酒及烈酒與所在生產地區的密切關連。同樣地,不同類型的酒吧在農村和城市的生活中都擔任著重要社交所在地的作用。


閱讀作業:

無。

 

第10節 咖啡館和飲酒  文化  

 2007年10月8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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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 巴黎和美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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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現代巴黎的形塑不可磨滅地是源自拿破崙三世下令進行的重建專案,在19世紀50和60年代由奧斯曼男爵負責執行。大規模拆遷整個巴黎市中心的街區,再加上城外的工業發展熱潮,凝聚出一道劃分中心與邊源地帶階級的無形墻,這現象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奇怪的是,這種分隔對應出大多數美國城市的不同設計,後者的內城常是貧民區,而郊區則為富人所居。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94-205.

 

第11節 巴黎和美好時代  

 2007年10月10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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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節 法國帝國主義(由查理斯‧基斯客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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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法國十九世紀下半擄獲的殖民地被認為是因戰敗將阿爾薩斯和洛林割給德國的慰藉。隨著民政官員在殖民地取代軍事人員及越來越多法國殖民者的到來,帝國和殖民主義在法國文化自我展現上扮演了重要的功能。第一次世界大戰宣示了法蘭西帝國最終的衰落,而被殖民對象本身就是推手。


閱讀作業:

無。

 

第12節 法國帝國主義(由查理斯‧基斯客座演講)  

 2007年10月15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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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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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傳統史料與外交史有助於我們瞭解一系列迄今不大可能的聯盟如何在二十世紀最初幾年形成。在法國和俄羅斯的案例中,這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思想妥協。然而,伴隨著歷史的帝國陰謀,第一次世界大戰應要尋著大眾想像與歐洲民族主義情緒增長的脈絡來理解。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88-93.

 

第13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2007年10月17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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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 塹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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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神聖聯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統一了法國各政黨,提振了大後方的士氣。特別是德國入侵法國及發生於阿爾薩斯與洛林的衝突,促成法國關注暴行和對戰事的國家級投資。新型武器和其他作戰技術,再加上廣泛使用的戰壕,使戰鬥在各方面都變得異常困難與可怕。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106-118.

 

電影:

Paths of Glory

 

第14節 塹壕戰  

 2007年10月22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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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節 大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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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關鍵時刻,由於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奪下政權和威爾遜總統率領美國加入同盟國陣線。雖然法國大後方的士氣持穩,但隨著戰爭的進展仍發生了多起叛亂和罷工事件。這些叛亂不是應合德國的勝利,而是在抗議法國國內的腐敗,形式諸如無能和牟取戰爭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學和歷史記錄見證士兵回國後所面臨重返平民生活的困難。


閱讀作業:

Barbusse, Henri.  Under Fire.

 

第15節大後方  

 2007年10月24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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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節 大戰、悲痛和記憶(由布魯諾‧卡班客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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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力成本無法僅依人口學來理解。為了更加瞭解戰爭後果對士兵和平民的影響,有必要考慮個人及公共層面的悲傷。的確,對於許多經歷過戰爭的法國人而言,喪親公共場面的強烈感也被視為是一種自家事,如無名戰士塚。這兩種類型的哀悼都與多樣儀式和程序有關。


閱讀作業:

無。

 

第16節 大戰、悲痛和記憶(由布魯諾‧卡班客座演講)

 2007年10月31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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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 人民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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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過多的極右和法西斯組織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經濟衰退、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仇外心理都隨著這些勢力產生。左派方面,共產主義革命派與社會主義改革派之間的緊張關係在Leon Blum人民陣線政府的協調下短暫和解。雖然人民陣線最終跨台,但它開創了許多法國工人今日所享有的改革和進步措施。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121-192.

Bloch, Marc.  Strange Defeat.

 

第17節 人民陣線  

 2007年11月5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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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節 黑暗年代:法國維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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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法奸與納粹的問題被模糊掉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戴高樂和其他人想要淡化抵抗佔領時共產黨人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事實上,許多法國平民涉及到或多或少地告發他們自己的國人,或讓德國入侵者的利益得以尺進。在維希政權統治下,右翼政治思想在法國創制了一套方案,其思想根源是民族主義訴求、國土,並拒絕衰敗的感受。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195-225.

 

第18節 黑暗年代:法國維希  

 2007年11月7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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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 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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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通奸的層面被模糊掉了,那麼抵抗的本質亦同。雖然共產主義左翼代表著核心的抵抗運動,抵抗者可能來自任何不同背景,包括在列的有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但不像去基督教化和右翼政治之間的關係,談到抵抗時,區域性地點與抵抗者巢穴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有人認為,抵抗的定義本身應該擴大到包括許多法國平民在被佔領時所做的被動抵抗行為。


閱讀作業:

 Farmer, Sarah.  Martyred Village.

 

 
電影:
 
Au Revoir les Enfants

 

 

第19節 抵抗  

 2007年11月12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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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節 支持與反對美國化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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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反美國主義在法國歷來是直接針對美國政府和企業而不是美國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重建歐洲而衍生的馬歇爾計劃,被許多人認為是一種美帝主義的形式。還有設在法國領土上的美國軍事基地,二戰後也見證了潮水般美國產品的湧入,特別是冰箱和可口可樂。今日法國仍繼續對進口美國文化持擔憂的態度,並已擴大到包括旨在保持法語不用英語單字的政策。

 

閱讀作業:

無。

 

第20節 支持與反對美國化的鬥爭  

 2007年11月14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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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節 越南和阿爾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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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殖民領地在法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尷尬佔領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阿爾及利亞更是一個複雜的案例,因為它涉及了大量的居阿法國殖民者(法語稱作:黑腳法人)。儘管國際社會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軍事右翼派別和殖民者之間仍致力於堅守到底。在戴高樂主張法國應撤離之後,黑腳法人的源由在法國政治生活中仍見分歧,特別是在右派。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226-306.

 

第21節 越南和阿爾及利亞  

 2007年11月26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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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 戴高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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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戴高樂在戰後法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可相匹配於法國集體想像的重要性。這項權力是戴高樂自覺地做作,他想要在他的人格上載入法國人的意志,藉以保持法國的國家權力,尤其是在面對美國與蘇聯對立的政治環境下。最終,戴高樂的象徵性原創證明比他的政治創新更持久。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307-342.

 

第22節 戴高樂  

 2007年11月28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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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 196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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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1968年5月發生在法國的學生抗議活動和國際抗議美國越戰和其他因為冷戰所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有所關聯。在許多方面,法國許多學校的可怕情況導致學生反抗仍然是一個問題。最近因應企圖將美式改革強加進大學體制而導致的抗議,呼應一些1968年的訴求,雖然其他革命的條件看起來好像永遠都不會再以同樣的方式獲得實現。

 

閱讀作業: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343-380.

 

電影:

La Haine

 

第23節 1968年5月  

 2007年12月3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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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節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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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

法國文化都受到歐洲統一和法國本身高漲仇外情結的威脅。歐盟憲法公投的失敗證實許多法農對新國際社會經濟現實的不滿。針對法國貧困郊區居民的種族歧視政策威脅到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如果法國要保持其獨特的身份認同,這些問題將極待解決。

 

閱讀作業:

無。

 

第24節 移民  

 2007年12月5日

 

 約翰‧梅里曼教授:

 

 (純文字版本製作中)

 

以下為系統擷取之英文原文

France Since 1871 with Professor John Merr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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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Course

This course cover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rance. Topics includ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France; the impact of France's revolutionary heri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of the dislocation wrought by two world wars; and the political response of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o changing French society. view class sessions >>



Course Structure:

This Yale College course, taught on campus twice per week for 50 minutes, was recorded for Open Yale Courses in Fall 2007.

About Professor John Merriman


John Merriman is Charles Seymour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French and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Agony of the Republic: The Repression of the Left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848-1851,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Since the Renaissance, and Police Stories: Making the French State, 1815-1851. He is currently at work on Dynamite: Emile Henry, the Café Terminu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Terrorism in Fin-de-Siecle Paris. In 2000, Professor Merriman was the recipient of the Yale University Byrnes-Sewall Teaching Prize.



HIST 276: France Since 1871 (Fall, 2007)

Syllabus

Professor:

John Merriman, Charles Seymour Professor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cover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rance. Topics includ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France; the impact of France's revolutionary heri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of the dislocation wrought by two world wars; and the political response of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o changing French society.



Texts:

Barbusse, Henri. Under F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Bloch, Marc. Strange Defeat. New York: Norton, 1999.

Carles, Emilie. A Life of Her Ow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Farmer, Sarah. Martyred Villag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owerwine, 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Zola, Emile. Germinal.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Films:

Au Revoir les Enfants. Directed by Louis Malle. 1987. Los Angeles: Orion Classics.

La Haine. Directed by Mathieu Kassovitz. 1995. France: Canal+.

Paths of Glory. Directed by Stanley Kubrick. 1957. Century City: United Artists.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lectures, there will be a weekly discussion section, time to be arranged. One of the sections will be taught in French. A short paper will be requir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instructors. There will be a mid-term examination, and a final exam, which may be taken either as a written or oral examination, and three films will be shown.



Grading:

Grades will be determined by equally weighing the midterm, final and paper grades.

HIST 276: France Since 1871

Class Sessions

Click session titles below to access audio, video, and course materials.

1. Introduction
2. The Paris Commune and Its Legacy
3. Centralized State and Republic
4. A Nation? Peasants, Language, and French Identity
5. The Waning of Religious Authority
6. Workshop and Factory
7. Mas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Challenge from the Left
8. Dynamite Club: The Anarchists
9. General Boulanger and Captain Dreyfus
10. Cafés and the Culture of Drink
11. Paris and the Belle Époque
12. French Imperialism (Guest Lecture by Charles Keith)
13.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14. Trench Warfare
15. The Home Front
16. The Great War, Grief, and Memory (Guest Lecture by Bruno Cabanes)
17. The Popular Front
18. The Dark Years: Vichy France
19. Resistance
20. Battles For and Against Americanization
21. Vietnam and Algeria
22. Charles De Gaulle
23. May 1968
24. Immigration


HIST 276: France Since 1871 (Fal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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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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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Media:

To download the media files from the course (audio and video),please click the links in the Class Sessions section below. Apple QuickTime7.2 or higher is required to view the videos, while the MP3 files will playin any MP3-compatible device/player.

 
 1. Introduction[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2. The Paris Commune and Its Legacy[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3. Centralized State and Republic[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4. A Nation? Peasants, Language, and French...[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5. The Waning of Religious Authority[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6. Workshop and Factory [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7. Mas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Challenge...[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8. Dynamite Club: The Anarchists[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9. General Boulanger and Captain Dreyfus[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0. Cafés and the Culture of Drink[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1. Paris and the Belle Époque[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2. French Imperialism (Charles Keith)[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3.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4. Trench Warfare[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5. The Home Front[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6. The Great War, Grief, and Memory...[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7. The Popular Front[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8. The Dark Years: Vichy France[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19. Resistance[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20. Battles For and Against Americanization[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21. Vietnam and Algeria[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22. Charles De Gaulle[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23. May 1968[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24. Immigration[ high bandwidth ]   [ medium bandwidth ][ mp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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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討論
very good

Anonymous, 2012-01-03 08:49:51
課程討論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Since the Renaissance, and Police Stories(自文藝復興及警察故事以來的現代歐洲歷史): Making the French State, 1815-1851. (造就法國的成立:1815至1851年)He is currently at work on (他目前就職於Dynamite: Emile Henry, the Café Terminu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Terrorism in Fin-de-Siecle Paris.(十九世紀末巴黎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
mike7, 2011-04-05 21:32:16
課程討論
若段落式的中英對照,對想英文的人一定很有幫助,謝謝
mike7, 2011-04-05 20:42:32
課程討論
先說聲抱歉,如果打擾到您們。 誠摯告訴您一個機會:  你想致富嗎? 相信我 ! 這是一個已被眾多名人保證最有效, 低 門 檻 的 創 業 -> http://azyyeayzz.weebly.com/
workonet, 2010-10-13 14: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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