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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來源:TED
     

 

Ed Boyden 談神經元的光控開關

Ed Boyden: A light switch for neurons

 

Photo of three lions hunting on the Serengeti.

講者:Ed Boyden

2011年3月演講,2011年5月在TED2011上線

 

翻譯:洪曉慧

編輯:朱學恆

簡繁轉換:洪曉慧

後製:洪曉慧

字幕影片後制:謝旻均

 

影片請按此下載

MAC及手持裝置版本請按此下載

閱讀中文字幕純文字版本

 

關於這場演講

Ed Boyden展示藉由將光敏蛋白基因插入腦細胞,他可以用光纖植入物選擇性地將特定神經元活化或去除其活性。以這種前所未有的控制技術,他成功地治療類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老鼠和某些形式的失明。並介紹即將展露曙光的新技術:神經義肢。會議主持人Juan Enriquez於演講結束後引導一個簡短的問答。

 

關於Ed Boyden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合成神經生物學小組的領導者Ed Boyden,發明揭示大腦網路如何產生認知和情感的技術-並能系統性地修復如癲癇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神經失序的狀況。

 

為什麼要聽他演講

以種種非凡的工具-從3D印表機到雷射到一瓶瓶藻類-Ed Boyden正創造出新的大腦。身為光學遺傳學領域先鋒,他是麻省理工學院合成神經生物學小組的創始人和主要研究者。

 

他結合了雷射和基因工程方法,將光纖植入大腦,使他能活化特定神經元上的特定蛋白質,並觀察兩者間的關連性。除了有助於建立大腦迴路的詳細地圖,這些細胞工程已被用來治療失明的老鼠,並為治療帕金森氏症和老年癡呆症,或使光義肢與大腦連接等技術指出一條可行的方式。

 

「Boyden借用了他存放在這個綠色瓶子中的藻類基因。如果他成功了,人類就會有一部份是機器,一部分是藻類了。」

Carl Zimmer,《科學美國人》

 

Ed Boyden的英語網上資料

Home: syntheticneurobiology.org

Twitter: @eboyden3

 

[TED科技‧娛樂‧設計]

已有中譯字幕的TED影片目錄(繁體)(簡體)。請注意繁簡目錄是不一樣的。

 

Ed Boyden 談神經元的光控開關

想一下你一天的生活,你醒來,走出門外,感覺新鮮空氣拂過你的臉,遇見新同事並進行很棒的討論,因發現新東西而滿懷敬畏。但我敢打賭今天演講中有些內容是你不曾想過的,某些與你如此接近,但你可能根本很少想到的東西,就是由你腦中的電腦,即所謂的大腦所傳遞的一切感官、感覺、決定和行動。

 

大腦可能不是很像外表看起來那樣,幾磅的粉灰色肌肉、沒有固定形狀,但近百年來神經科學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放大大腦,看到其中錯綜複雜的結構。我們已知大腦是一個複雜的不可思議的迴路,由數千億個叫做神經元的細胞組成。人腦裡不同的部分相當少,不像人類設計的電腦,我們知道它們如何運作,因為那是人類設計的。大腦是由幾千種不同細胞組成,也許幾萬種。它們有不同的形狀,由不同分子組成,它們投射並串連到大腦中不同的區域,在不同疾病狀態中做不同方式的改變。

 

讓我們具體看一下,這是其中一種細胞,相當小的細胞,它是一種抑制細胞,可使鄰近細胞的活動沉寂,這似乎是在精神分裂症中會萎縮的一個細胞,稱之為籃狀細胞,是我們研究的數千種細胞之一,每天都有新種類的細胞被發現。再看第二個例子。這些錐狀細胞屬於大型細胞,它們能跨越相當部份的大腦,屬於興奮性細胞,這些細胞可能會因過度活躍而失序,造成如癲癇等疾病。每一個細胞都是不可思議的電子元件,它們收到來自數千名上游夥伴的輸出訊號後,會計算它們自己的電子輸出訊號,如果超過一定閥值,就會將訊號傳送給數千個下游夥伴,過程只需約一毫秒。當你活著、思考和感覺的時候,你身上一千億個細胞中的每一個,每分鐘都會將這個過程重覆幾千次。

 

那麼,我們要如何找出這個迴路做了什麼?在理想情況下,我們可以沿著迴路,把這些不同類型的細胞打開和關上,看看我們是否能找出哪種細胞掌控哪種特定功能,哪種細胞出錯而造成某些病理症狀。如果我們能活化細胞,就可以瞭解它們能發揮什麼能力,可以引發和維持什麼作用。如果我們能將它們關閉,就能設法瞭解它們是何種功能所需,這就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的故事。坦白說,我們歷經過去11年的努力,試著找出方法,將大腦的迴路細胞、區域和路徑開啟與關閉,既是為了瞭解科學,也是為了面對一些我們所有人類面臨的問題。

 

在我告訴你們這些技術之前,有個壞消息是,這房間裡有相當部份的人,只要活得夠長,也許會遭遇大腦失序的狀況。目前已有十億人罹患某種大腦疾病,使他們失去行為能力,而實際數量不止於此。這些疾病-精神分裂症、老年癡呆症、憂鬱症、成癮,不僅竊取了我們的生存時間,也改變了我們本身,奪走我們的身份,改變我們的情緒,並改變我們身為人的特質。20世紀時,因為治療腦部疾病藥品的開發,而產生一些希望,雖然許多能減輕腦部疾病症狀的藥品已開發,但幾乎沒有一種腦部疾病被認為是可以治癒的,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們的大腦浸在化學物質中,這由數千種不同細胞組成、精心設計的迴路被浸在一種物質中,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市場上大部分藥物會引發某種嚴重的副作用。

 

現在有些人因植入大腦的電刺激器,及治療帕金森氏症的人工耳蝸植入而得到一些安慰,這確實為罹患某些腦部疾病的人帶來一些療效,但電流也會傳送到所有方向-即電阻最小的路徑,以某方面來說,這就是電流這個名稱的來源。它會同時影響正常迴路,及你要修復的不正常迴路,所以我們又回到超精密控制這個想法。我們能正確的將訊息傳送到我們想要的地方嗎?

 

所以當我在11年前開始研究神經科學時,我接受的是如電子工程師和物理學家的訓練,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這些神經元是電子元件,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某種驅使這些電流在一段距離後產生變化的方式,如果我們能夠打開一個細胞的電流,而不使其相鄰細胞的電流打開,這將給予我們啟動和關閉這些不同細胞所需的工具,使我們能弄清楚它們的作用,以及它們在其嵌入的網路中有何貢獻,這也會讓我們達成所需的超精密控制,以便修復計算出錯的迴路。現在,我們打算怎麼做?自然界中存在著很多分子,它們能將光轉化成電,你可以把它們想成像是太陽能電池的小蛋白質,如果我們可以想辦法將這些分子裝置在神經元中,那麼,這些神經元將可由光驅動而產生電,而不含這個分子的相鄰細胞則不會產生。要使這一切發生還需要另外一個神奇科技,就是讓光進入大腦的能力。要做到這一點,且不使大腦感到疼痛,你可以將-利用網路及通信方面的科技成果,將光纖連接雷射,你可以用它來激發細胞。以動物模式為例,將這些神經元做臨床前研究,看它們能產生什麼作用。

 

那麼,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2004年左右,在與Gerhard Nagel及Karl Deisseroth的合作中,這個設想有了成果。這是某種在自然環境下游泳的藻類,它需要朝著光游去,以便在最佳狀態下進行光合作用,它用一個小眼點來感光,作用方式跟我們的眼睛並無太大不同,在它的膜,或者說邊界上,含有小型蛋白質,它確實能將光轉變成電,因此,這些分子被稱為channelrhodospins,這些蛋白質的作用就像我說過的太陽能電池,當藍燈照射它時,它開啟一個小洞,允許帶電粒子進入眼點,讓眼點產生一個電子信號,就像太陽能電池為電池充電一樣。

 

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想辦法將這些分子安裝到神經元中,因為它是一種蛋白質,它在這個有機體的DNA中形成編碼,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取出那個DNA,將它放入基因治療載體中,例如一個病毒,然後將它放入神經元中。因此,結果是-當時是基因治療非常興盛的時期,大量的病毒被開發出來,因此,事實證明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2004年夏天的一個清晨,我們做了一個嘗試,第一次嘗試就成功了。你取出這個DNA,將它放入一個神經元,神經元利用其天然的蛋白質製造機器,製造出這些小光敏蛋白,並將它們裝置在整個細胞中,就像在屋頂上裝設太陽能板。接下來的情形,你們知道,會產生一個可以用光激發的神經元,所以這非常有用。

 

你必須做的技術之一是,弄清楚如何將這些基因送到你想要的細胞,而非所有其他相鄰細胞,你可以做到這個,調整病毒,讓它們只針對一些細胞作用,而不影響其他細胞。為了得到光活化細胞,還有其他遺傳技術可以使用,現在這個領域被稱為光學遺傳學,你可以用這類方法做一些事。例如,你可以使用一個複雜的網路,使用其中一種病毒運輸這個基因,只送到這密集網路中的一種細胞,當你將光照耀在整個網路中時,只有這類型的細胞會被活化。

 

例如,讓我們稍微思考我之前提過的籃狀細胞,那個在精神分裂症中萎縮的細胞,即抑制性細胞。如果我們能將那個基因送到這些細胞,當然,它們不會因基因的表現而改變,當藍燈在整個大腦網路中閃爍時,只有這些細胞會被驅動,當燈熄滅時,這些細胞即恢復正常,所以它們似乎並不厭惡這個刺激。你不僅可以藉此研究這些細胞的行為、它們在大腦中處理資訊的能力,你也可以用它來試著瞭解一些事。如果細胞確實正在萎縮,也許我們可以刺激它們的活性。

 

現在我想告訴你們幾個短短的故事,關於我們如何在科學上、臨床上和臨床前階段使用這個技術。我們面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大腦中傳遞獎勵感覺的是何種信號?因為如果你能找到這些,它們會是某種可驅動學習的信號,大腦會做更多這樣的事以得到獎勵,會出差錯的也正是這些信號,因而導致如成癮等失序情形。因此,如果我們能找出它們是什麼細胞,也許就可以找到新的目標,設計或篩選出針對其作用的藥物,或找出在非常嚴重失能者身上,可將電極放在何處。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跟Fiorella團隊合作,想出一個非常簡單的範例。如果動物到這個小盒子其中一側去,就會被脈衝光照射,這是為了使大腦中不同細胞對光敏感,因此,如果這些細胞可以傳遞獎勵訊息,動物應該會一再到那裡去,這就是所發生的情況。

 

這隻動物要去右側,並用牠的鼻子戳那個地方,每當牠這麼做時,就會得到藍色閃光,牠會做上千百次。這是多巴胺神經元,你們當中可能有人聽過,它存在於大腦的一些愉悅中樞。我們現在證明了,這些短暫刺激事實上已足以推動學習。現在我們可以總結這個想法,不只針對大腦中的一個點,我們可以設計橫跨大腦的裝置,使其輸送三維模式的光,如光纖陣列,每個都能連接到自己獨立的微型光源,然後我們可以嘗試在體內進行,目前為止只有在實驗室進行,我們可在整個大腦中,進行大範圍篩選,尋找可能會引起某特定行為的信號,或尋找在臨床上有用的標的,用於治療腦部疾病。

 

我想告訴你們的一個故事是,我們如何找出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標的。這是一種無法控制焦慮和恐懼的疾病,我們做的其中一件事是採取一個非常經典的恐懼模式,這就要回頭談巴伐洛夫了,這就是所謂的巴伐洛夫恐懼制約。一個音調結束時伴隨著一個簡短的衝擊,這個衝擊是沒有痛苦的,但有點惱人。隨著時間過去-這個實驗中使用的是一隻老鼠,這是在此類實驗中常用的一種很好的動物模式,這隻動物學會對這個音調恐懼,動物會作出僵住的反應,有點像鹿被車前燈照到的時候。問題是,我們在大腦中能找到什麼標的,使我們克服這種恐懼?所以我們做的是,在它已與恐懼連結後,我們再次奏出這個音調,但我們刺激大腦中不同的標的,使用我在上一張投影片中展示過的光纖陣列,設法找出是哪個標的,能引起大腦克服對恐懼的記憶。

 

因此這簡短的影片顯示出,我們現在正實驗中的一個標的,這是在額葉皮質上的一個區域,一個我們可以用認知設法克服厭惡情緒狀態的區域。這隻動物將聽到一個音調,那裡會出現一道閃光,這影片是無聲的,但你可以看到動物僵住了,這音調一向代表著壞事。左下方角落有小時鐘,你可以看到,動物大約到這裡兩分鐘了。現在播放下一段影片,僅僅八分鐘後的情況,相同的音調即將播放,光也會再次閃爍。好,要開始了,現在,現在你可以看到,就在實驗10分鐘後,我們已用光活化大腦,這個區域使它具備克服恐懼記憶表現的能力。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回頭研究生命樹,因為我們想找出關閉大腦迴路的方法,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將會產生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將細胞關閉幾毫秒或幾秒,就能找出它們在其所嵌入的迴路中扮演什麼必要角色。我們現在的研究涵蓋生命樹上所有生物,除了動物以外的所有生物王國,我們看到其中略有不同。我們發現所有種類的分子,就是所謂的halorhodopsins或archaerhodopsins,會對綠光和黃光反應,它們的作用跟我之前所說的,會被藍光活化的channelrhodopsin正好相反。

 

讓我舉一個例子,看看我們認為它會產生什麼作用。例如癲癇狀態的大腦是過度活化的,現在,如果藥物對癲癇的治療失敗,其中一個策略是移除部分大腦,但這顯然是不可逆的,並可能有副作用。如果我們可以只關閉大腦短暫時間,直到癲癇症狀消失,使大腦恢復到初始狀態,有點像一個動態系統被紓解成一個穩定的狀態,這個動畫只是試圖解釋這個概念。我們將燈關掉,以使這些細胞變敏感,然後用光束照射,照射時間剛好長到足以使癲癇症狀消失。我們希望能將它關閉,我們沒有這方面數據能向你們展示,但我們對此感到非常興奮。

 

現在我要以一個故事結束,我們認為這是另一種可能性,就是也許這些分子-如果你能做到超精確的控制,將其用於大腦本身,可做出一種新型義肢,一個光義肢。我已經說過,電刺激器並非罕見,已有75000個帕金森氏症患者進行了腦部深處的電刺激器植入術,也許有十萬人擁有耳蝸植入物,讓他們得以聽見。還有另一件事,就是你得讓這些基因進入細胞。基因療法的新希望已被發展出來,使用了如腺相關病毒等病毒,也許這房間中大部分人身上都有這個病毒,它不會使你產生任何症狀,已被用於上百個病人身上,將基因運輸到大腦或身體中,到目前為止,沒有跟這病毒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發生。

 

還有最後一件尚未討論的事,就是蛋白質本身。它來自藻類、細菌和真菌,遍及生命之樹。大多數人大腦中並沒有真菌或藻類,如果我們將它放入,大腦會發生什麼情形?細胞能與其相容嗎?免疫系統會發生反應嗎?在研究初期-這些還沒進行人體試驗,但我們正致力於各種研究,嘗試並檢驗這一點,以這些分子或用光照射的大腦來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明顯的激烈反應。所以這還在研究初期,尚未完成,但我們很興奮。

 

我想以一個故事結束,我們認為這很可能得以在臨床上應用。現在有許多形式的失明是因為光感受器,即位於我們眼睛後方的光感測器消失了。當然,視網膜是一個複雜的結構,我們將這裡放大,以便能看到更多細節。感光細胞顯示在頂端,感光細胞檢測到的信號被轉換成各種資訊,到了最後,底層細胞,即神經節細胞,將訊息傳遞到大腦。我們看到的是感官認知過程,在許多形式的失明中,如視網膜色素變性或黃斑部病變,是因為感光細胞發生萎縮或遭到破壞,現在,你要如何修復它呢?藥物並不足以讓它確實恢復,因為其上沒有可讓藥物結合的地方,另一方面,光仍然可以進入眼睛,光仍可穿透,你仍然可以讓光進入。如果我們能將這些channelrhodopsins和其他分子裝置在其他備用細胞中,使其變成小相機,因為眼睛裡有很多這樣的細胞,它們很可能是具有非常高解析度的相機。

 

這是一些我們正在進行中的工作,由我們的合作者之一,南加州大學的Alan Horsager領導,由一間新創的Eos神經科學公司將其推向市場,並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你看到的是一隻老鼠試著解謎宮。這是一個六臂迷宮,迷宮裡有一些水,我們必需刺激老鼠移動,否則牠只會坐在那裡。這個迷宮的目標,當然,就是走出水中,到一個頂端亮起開口下方的小平台。老鼠很聰明,所以這隻老鼠最後解開了迷宮,但牠搜尋得很費力,牠游過每一條路徑,直到終於抵達平台,因此牠不是使用視覺來做這件事。這些不同的老鼠擁有不同的突變,代表影響人類不同類型的失明。所以我們設法仔細觀察這些不同模式,想出了一個常用的方法。

 

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做的,就是在上一張幻燈片中所提到的要點,我們打算用這些藍光光敏元件,將它裝置在眼睛後方,視網膜中央的一層細胞上,將其轉變成一台相機,就像安裝太陽能電池在整個神經元中,讓它們對光敏感,使光在它們身上轉成電。這些老鼠在實驗前瞎了幾星期,然後接受一劑這種在病毒中的光敏分子。現在你可以看到,這隻動物的確能夠避開牆,前往這個小平台,再次使用牠們眼睛的知覺。這顯示了這個實驗的作用:這些動物能夠抵達平台,速度就像從未失明過的動物一樣快。所以我認為這個臨床前研究預示著,某種我們希望在未來做的研究充滿希望。

 

最後,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也在探索這個神經科技新領域中的新商業模式,我們正在開發這些工具,但將它們免費分享給全世界數百個團體,因此人們可以學習並嘗試治療不同疾病。我們的希望是藉由在抽象層級上瞭解大腦迴路,將它們修復,並做改造,我們可以使一些我之前提過棘手的、幾乎全都無法治癒的疾病,在21世紀讓它們成為歷史。

 

謝謝

 

(掌聲)

 

Juan Enriquez:其中有些東西有點難懂,(笑聲)但所帶來的可能性,像是能控制癲癇症狀或癲癇,用光代替藥物,並能夠針對特定標的,這是邁出了第一步。第二件事,我想我聽到你說,你現在可以用兩種顏色控制大腦,就像開關一樣。

 

Ed Boyden:沒錯

 

JE:這可使每一個經過大腦的脈衝都成為一個二進位碼。

 

EB:對,沒錯。因此我們可以用藍光驅動訊息,就像1的作用,而將它轉柔,就多少會趨近於0的作用。因此,我們希望最終能建造大腦輔助處理器,使其跟大腦合作,我們可以藉此擴充殘障人士的行動能力。

 

JE:理論上,這意味著老鼠的感覺、嗅覺、聽覺、觸覺可以用一串0和1的字元模擬出來。

 

EB:當然,是的,我們希望以此作為一種方法,測試哪種神經代碼可以驅動哪種行為、想法和感受,並用它來了解更多關於大腦的事。

 

JE:這是否意味著,有一天你可以下載記憶,或是上傳?

 

EB:嗯,這是一件我們正非常努力著手研究的事,我們正著手於一些工作,也試著在大腦上鋪設記錄元件,因此,我們可以記錄訊息,然後驅使訊息回復到-某種大腦可處理的資訊狀態,以便增強對這些訊息的處理。

 

JE:嗯,這可能會改變一些事,謝謝。

 

(EB:謝謝)

 

(掌聲)

 

以下為系統擷取之英文原文

About this talk

Iranian-born artist Shirin Neshat explores the paradox of being an artist in exile: a voice for her people, but unable to go home. In her work, she explores Iran pre- and post-Islamic Revolution, tracing political and societal change through powerful images of women.

About Shirin Neshat

Shirin Neshat has lived much of her life outside her native Iran. Her photographs and films offer a glimpse of the cultur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at shape the identities of Muslim… Full bio and more links

Transcript

The stor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is my challenge as an Iranian artist, as an Iranian woman artist, as an Iranian woman artist living in exile. Well, it has its pluses and minuses. On the dark side, politics doesn't seem to escape people like me. Every Iranian artist, in one form or another, is political. Politics have defined our lives. If you're living in Iran, you're facing censorship, harassment, arrest, torture -- at times, execution. If you're living outside like me, you're faced with life in exile -- the pain of the longing and the separation from your loved ones and your family. Therefore, we don't find the moral,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political space to distance ourselves from the reality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ddly enough, an artist such as myself finds herself also in the position of being the voice, the speaker of my people, even if I have, indeed, no access to my own country. Also, people like myself, we're fighting two battles on different grounds. We're being critical of the West, the perception of the West about our identity -- about the image that is constructed about us, about our women, about our politics, about our religion. We are there to take pride and insist on respect. And at the same time, we're fighting another battle. That is our regime, our government -- our atrocious government, [that] has done every crime in order to stay in power. Our artists are at risk. We are in a position of danger. We pose a threat to the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But ironically, this situation has empowered all of us, because we are considered, as artists, central to the cultural, political, social discourse in Iran. We are there to inspire, to provoke, to mobilize, to bring hope to our people. We are the reporters of our people, and are communicators to the outside world. Art is our weapon. Culture is a form of resistance. I envy sometimes the artists of the West for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 for the fact that they can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question of politics --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are only serving one audience, mainly the Western culture. But also, I worry about the West, because often in this country, in this Western world that we have, culture risks being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Our people depend on our artists, and culture is beyond communication.

My journey as an artist started from a very, very personal place. I did not start to make social commentary about my country. The first one that you see in front of you is actually when I first returned to Iran after being separated for a good 12 years. It was afte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f 1979. While I was absent from Ira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had descended on Iran and had entirely transformed the country from Persian to the Islamic culture. I came mainly to be reunited with my family and to reconnect in a way that I found my place in the society. But instead, I found a country that was totally ideological and that I didn't recognize anymore. More so, I became very interested, as I was facing my own personal dilemmas and questions, I became immersed in the study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 how, indeed, it had incredibly transformed the lives of Iranian women. I found the subject of Iranian women immensely interesting, in the way the women of Iran, historically, seemed to embody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So in a way, by studying a woman, you can read the structure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So I made a group of work that at once faced my own personal questions in life, and yet it brought my work into a larger discourse -- the subject of martyrdom, the question of those who willingly stand in that intersection of love of God, faith, but violence and crime and cruelty. For me, this became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yet, I had an unusual position toward this. I was an outsider who had come back to Iran to find my place, but I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be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This changed slowly as I found my voice and I discovered things that I didn't know I would discover. So my art became slightly more critical. My knife became a little sharper. And I fell into a life in exile. I am a nomadic artist. I work in Morocco, in Turkey, in Mexico. I go everywhere to make believe it's Iran.

Now I am making films. Last year, I finished a film called "Women Without Men." "Women Without Men" returns to history, but another part of our Iranian history. It goes to 1953 when American CIA exercised a coup and removed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 Dr. Mossadegh. The book is written by an Iranian woman, Shahrnush Parsipur. It's a magical realist novel. This book is banned, and she spent five years in prison. My obsession with this book, and the reason I made this into a film, is because it at once was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being a female -- traditionally, historically in Iran -- and the question of four women who are all looking for an idea of change, freedom and democracy -- while the country of Iran, equally, as if another character, also struggled for an idea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foreign interventions.

I made this film because I felt it's important for it to speak to the Westerners about our history as a country. That all of you seem to remember Iran afte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That Iran was once a secular society, and we had democracy, and this democracy was stolen from us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is film also speaks to the Iranian people in asking them to return to their history and look at themselves before they were so Islamicized -- in the way we looked, in the way we played music, in the way had intellectual life. And most of all, in the way that we fought for democracy. These are some of the shots actually from my film. These are some of the images of the coup. And we made this film in Casablanca, recreating all the shots.

This film trie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elling a political story, but also a feminine story. Being a visual artist, indeed, I am foremost interested to make art -- to make art that transcends politics, religion, the question of feminism,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timeless, universal work of art. The challenge I have is how to do that -- how to tell a political story by an allegorical story -- how to move you with your emotions, but also make your mind work. These are some of the images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film. Now comes the green movement -- the summer of 2009, as my film is released -- the uprising begins in the streets of Tehran.

What is unbelievably ironic is the period that we tried to depict in the film, the cry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repeats itself now again in Tehran. The green movement significantly inspired the world. It brought a lot of attention to all those Iranians who stand for basic human rights and struggle for democracy. What was most significant for me was, once again, the presence of the women. They're absolutely inspirational for me. If i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the images of the woman portrayed were submissive and didn't have a voice, now we saw a new idea of feminism in the streets of Tehran -- women who were educated, forward thinking, non-traditional, sexually open, fearless and seriously feminist. These women and those young men united Iranians across the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I then discovered why I take so much inspiration from Iranian women. That,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they have pushed the boundary. They have confronted the authority. They have broken every rule in the smallest and the biggest way. And once again, they proved themselves. I stand here to say that Iranian women have found a new voice, and their voice is giving me my voice. And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an Iranian woman and an Iranian artist, even if I have to operate in the West only for now.

Thank you so much.

(App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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